由于各项税收均未能及时征解，又受到物价波动的削弱，失去约束通货膨胀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于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继于次月召开全国税务会议，以统一税目为目标，把税法有关工商业税者，修改合并为营业税和所得税，后又以两税的纳税人都是工商业者，定名为工商业税。从1950年至1955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修改税则的方式，保留国府时期征收工商业税的做法，沿用了部分直接税的税目。......
2023-08-10
近代中国税制的发展与人事纠葛
【摘要】：直接税的税务体系，在抗战时期接办与商业税相关的印花税、营业税与统税之后，业务大幅成长，机关快速扩充。除了因应战争调整税务的考虑之外，国府内部的人事纠葛，应是促成战后直接税体系衰落的主要因素。高秉坊一直被视为孔祥熙的嫡系人马，在孔祥熙主政时期获得极力维护，得以放手展开税政活动。因此，直接税的税务在抗战期间的极力扩充，到国府进行税务整并作业时，失去发挥的作用，贯穿其间的是国府政治与人事上的纠葛与角力。
直接税的税务体系，在抗战时期接办与商业税相关的印花税、营业税与统税之后，业务大幅成长，机关快速扩充。但在抗战结束，随着税政整并的需要，首先把营业税交回地方征收，随后又在国府为因应内战紧张情势，精简财政税务机关的要求之下，1948年7月21日，直接税署与掌理货物出厂税的税务署，再合并成立国税署，遂从国民政府的行政体系之中消失。
从1940年到1948年间，直接税经历了一段从急遽扩大到迅速结束的过程。除了因应战争调整税务的考虑之外，国府内部的人事纠葛，应是促成战后直接税体系衰落的主要因素。前已于第六章中说明抗战末期直接税署与其他财税单位之间的冲突，许多数据明指这些冲突的发生，主要是围绕在直接税的业务负责人高秉坊身上。时人认为，高秉坊办理直接税之后，把财政部的冷衙门炒成热差事，引起其他人士的侧目，希望能在直接税体系之内安插势力，但均被高拒绝，因此得罪众多党政要员。[72]
在高秉坊主事期间，任职于直接税机构内的人员因其自成系统的考选与任命制度，与其他同属于财政部的税务机关之间的关系素不融洽。高秉坊标榜“学校之风、家庭之风、军队之风、宗教之风”，作为兴办直接税的四大精神，[73]在其他机关看起来，则是自成派系的排他做法。高秉坊一直被视为孔祥熙的嫡系人马，在孔祥熙主政时期获得极力维护，得以放手展开税政活动。孔祥熙对高秉坊的支持并非特例，他时常因为支持部属，屡被政敌攻击为护短，在此可举1941年间孔祥熙与陕西省财政厅长周介春之间的来往函件作为旁证。孔祥熙在信函中提到，曾有人对他打小报告，说周办事不甚努力，只知敷衍上级，连蒋委员长都曾垂询。孔祥熙回答蒋中正：“其人办理甚好，我用的人，我负责。”随后致函勉励周介春：“尔随我多年，希望苦干。”并且说：“尔自己如无不能立足之处，我必为尔后盾，闲言我亦不听。”[74]至1944年底，孔祥熙因屡受国民参政会攻击，政治声望逐渐下降。1945年2月爆发高秉坊贪污案，孔祥熙无法力保，高秉坊去职入狱，直接税人员也因战时层出不穷的税务控案而面临极大的压力。[75]同时，直接税体系在抗战期间经由收编商业税之后，扩大其机关规模，但对其他税目而言则是侵吞地盘，人事配合极不协调。这种因为扩大业务而引起的冲突，随着孔祥熙去职，直接税政在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经历由热到冷的变化。
1945年底，甘青宁新区直接税局局长李松乔致函宋子文，批评直接税的缺失是出在人的因素：过去直接税税务人员均由财政部考试训练后分发各地，他们自认具有特殊身份，相互维护而形成派别，即使违法犯纪，竟无人敢问，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高秉坊免职之后，直接税署人员气焰稍减，但恶习仍在，是税务行政一大障碍。直接税局与货物税局一再分合，内部紊乱，虽极力整饬，但积重难返，短期内难图速效。[76]众所皆知，宋子文与孔祥熙的郎舅关系并不融洽，这封出于直接税局局长而严词批评直接税行政的信函，或许可以将之解读为李松乔对宋子文的“交心”动作，但也透露一个明显的讯息：直接税与货物税之间的紧张关系，势必要做彻底解决。1948年直接税被源于统税的货物税系统所接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宋子文取代了孔祥熙的税政主导权。
因此，直接税的税务在抗战期间的极力扩充，到国府进行税务整并作业时，失去发挥的作用，贯穿其间的是国府政治与人事上的纠葛与角力。就税制改革的观点，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均须取决于主持财政者的坚定决心，并且运用税收专家组成制定政策的队伍，充分利用专业团体和民间组织，向群众和纳税人展开教育和指导计划。[77]如果说中国直接税在战时的扩充经验，是主持财政者全力支持之下的成果，那么，这项结果的急遽消失，则是在主持财政者撒手之后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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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公言：《遗产税原理及实务》，上海：中国著作人出版合作社，1938年。何烈：《厘金制度新探》，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2年。吴仕汉：《中国直接税制度》，著者自印，1940年。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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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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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央政府要求各省调查当地的厘金现况，呈报其评估实施裁厘时可能引发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获得列强同意修订税则的表示之后，在上海成立“修改进口税则委员会”，从1918年1月5日到12月20日，与14个国家先后展开谈判。1920年2月初，财政总长李思浩提出，关税自主案交涉不易，此时可先争取裁厘加税。......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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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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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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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财政部认为，保证税收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掌握各地的工商业收入情况，遂向行政院提出透过货运登记来控制税源的议案。征收机关在各重要通商据点实施货运检查，并且有权处分未经登记的商货。各地政府选择后方各货运中心，指定据点，由当地所得税主管稽征机关办理货运登记，规定对各地进出境堆存代理买卖及批销承购商货之调查登记办法，据以跟货寻税及杜绝逃漏。......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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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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