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直接税处接办营业税的讨论—西洋税制近代中国发展

2023-08-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抗战时期，营业税是另一项被国府以行政命令纳入直接税体系的税目，本书前已于第六章第五节叙述国府的政策考虑。事实上，直接税处在接办营业税半内之内，以学历及绩效等原因裁汰掉原营业税人员2，719人，同时增聘2，587人，几乎和被裁撤者相等。直接税处把经过自己考训的人员视为嫡系部队，对于原营业税人员不免抱有轻视和偏见，并在战时关于接办营业税言论中明显地呈现出来。

抗战时期，营业税是另一项被国府以行政命令纳入直接税体系的税目，本书前已于第六章第五节叙述国府的政策考虑。对于直接税的主事者而言，营业税和印花税一样，严格说来都不能包括在直接税体系之内，因此，站在本位立场，对此二税的说法是“兼办印花税”和“接办营业税”。其中，印花税有一部分是属于个人必须直接承担的税负，营业税的性质则纯粹是商业税，在程序上属于可以转嫁的间接税，只是因为直接税处在业务上对工商厂家有查账作业的方便，才交由兼办和接办。^[50]

国府筹备推行所得税之初，曾有评论认为，工商业界税目已经过多，在营利事业所得税部分，又与营业税的征课对象重复。而且，就学理而言，营业税直接归诸营利者来负担，从当时习见的“不能转嫁”作为直接税的标准的话，营业税本身其实已经具备了直接税的性质，故建议政府考虑合并征收，以简手续。^[51]不过，就现实层面而言，国府早已决定将营业税归地方征收，若又与所得税合并开征，地方政府将认为中央强夺财源。财政部考虑到地方的可能反应，于是，营业税与所得税并征之议并未被采纳。

裁厘之后实际推行的营业税，因执行过程中缺乏调查店家实际营运数据，只好利用地方商会分摊的方式，再转变成为定额分派。如此一来，由店家缴纳的营业税，势将税负转嫁于消费者。论者批评，中国实施的营业税，调查技术不良，缺乏税务人才，完全不顾能力原则，事实上推行的是“贩卖税”(sales tax)。还有学者认为，营业税到了中国连“贩卖税”都不能算，因为“贩卖税”至少还要调查要调查实际的营收状况，中国则实施定额分派，故只能称之为“商铺捐”，这样的营业税，很难和标榜合理公平的直接税制度联想在一起。^[52]就现实层面而言，国府早已决定营业税归地方征收，若又与所得税合并开征，地方政府将认为中央强夺财源。财政部考虑到地方的可能反应，于是，营业税与所得税并征之议并未被采纳。国府虽因考虑地方税源问题，此时并未对营业税与所得税办理合并征收，但二税都在争夺同一个税源，彼长则此消而产生排挤效用，政府早晚都要处理税源重叠的问题。事实上，所得税全面施行之后，各省营业税即受到影响而收入顿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于财源的分配与掌握，成为决定营业税是否纳入直接税体系的焦点。^[53]

1940年6月，直接税处顺利接办工商业重要的税入来源印花税之后，有了这次的成功经验，让财政部对扩充直接税体系的做法更具信心。既然被视为不属纯粹直接税的印花税，可以因为税制设计上具有部分的直接税成分，以及因为直接税在行政上有调查工商账簿与掌握税源的方便，与印花税在稽征过程中有类似条件的营业税，自然成为下一个被整合的目标。于是，财政部再于1941年5月，透过“改订财政收支系统以划分国家及自治财政案”的提案，一方面把田赋透过征实的形态，收归财政部接手；另一方面，则把一向被列为地方税的营业税，划归由直接税处接办，全面体现出财政中央集权的强烈企图。

在确定营业税与隶属直接税系统的所得税即将合办之后，评论指出，此项改革可以提高税政效率。营利事业所得税和营业税的税源重复，中央与地方各自设局征收，在税务行政上极不经济。至于具体的合办方式，学界建议把营业税改为中央税，纳入所得税系统，与营利事业所得税合并征收，由中央政府依据各省原有营业税收入与经济情形，酌予补助短缺经费，达到税制简化与减少征收费用的效果。^[54]

直接税处奉令接办营业税，提出“人事不动、比额不短、事权划清、税款纳库”的四大原则，但在正式接收1，449个营业税机构局所之后，立即裁并为815局所。根据1942年的统计，原直接税的工作人员为2，269人，被接收的营业税人员为10，455人，人数是直接税人员的4.6倍。经过裁汰之后，任职于直接税处的总人数增加为12，592人，其中包括由营业税处转任者为7，736人。事实上，直接税处在接办营业税半内之内，以学历及绩效等原因裁汰掉原营业税人员2，719人，同时增聘2，587人，几乎和被裁撤者相等。也就是说，直接税处总人数12，592人之中，属于直接税原体系者，由原来的2，269人增加为4，856人，约占总数的四成；属于原营业税系统者，在职人数则有减无增，而且裁汰工作还在持续进行。直接税处把经过自己考训的人员视为嫡系部队，对于原营业税人员不免抱有轻视和偏见，并在战时关于接办营业税言论中明显地呈现出来。对于这项变革，连部分直接税处人员也都认为这种“以小吃大”的模式，将使被接办的营业税人员心生不平，不利于税政的正常发展。^[55]

原营业税人员对直接税处人员流露的优越感，虽然内心不悦，但既被整并，只好承受。两税人马在同一机关，不断相互攻讦，影响税政的正常运行。财政部也注意到两税人员之间的不和谐，以支持直接税为原则，极力加以调解。孔祥熙在1942年底，回顾此年内营业税接办的经过和成果时，提到：

自关税自主、裁废厘金以后，各地方兴办一种营业税，以抵补收支之不足。当时因为裁废的税捐，多半属于地方收入，所以将营业税交由各省征收，以资抵补。自八中全会决议改进财政收支系统，凡属国家财政系统之税收，均由中央接管，接管各项租税之中，除田赋一项已由本部接办征实外，其余税收中之收数最大、税源最普遍者就是营业税。因为营业税的课征，以营业额为标准，与所得税中的营利事业所得税同一对象，性质相近，故将营业税交由直接税征收机关接办，合并征收。此项工作，就表面看，似乎简而易举，但实际检讨，却甚艰巨。因为营业税在各省办理已有十年历史，一旦收归本部接办，当然各省当局及其主管人员咸能明了中央政策，翊赞成功。但其以下人员中之较上乘者为维持固有地位，其下乘者要维持其不法利益，难免从中挑拨播弄，阻挠中央大计之推行。其次，各省过去征收办法不一，人员参差不齐，种种困难，都是意中之事。但接收经过的事实，各省地方之协助无不备至，以前之顾虑一扫无余，一切尚称顺利。^[56]

孔祥熙以“一切尚称顺利”，将中央政府取得地方大税时引起的反弹，轻轻一语带过，但知其事者均知其间委实包含着众多难以公开陈述的人事纠葛。

直接税主事者对营业税的排斥态度，在财政部高层的调和之下，至少在公开场合中，需要对上级表示已经改善双方的紧张情况。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在1944年9月11日召开的直接税夏令业务讲习会上，宣扬中央接办营业税，不仅裨益战时财政，而且也符合地方权益。至于论者每以营业税和营利事业所得税，二者均以工商业者为课征对象，是否造成重复课征问题，高秉坊规划把营业税作为第一类所得税的一种预缴税款，解决重复之弊。具体的步骤，所得税每年算一次，营业税是按月缴纳，年底核算所得税时，扣除已缴营业税。如此一来，商号平时缴纳营业税可说是所得税的预缴，没有缴营业税，自然无所谓复税问题。^[57]这次的公开谈话，显示财政部把营业税纳入直接税体系的做法，不只是将之归因于战时的临时需要或是税务工作调整，而且也在学理中找到二者相互接轨的共通点。此后，营业税在直接税体系之中，也占稳一席地位。

抗战时期直接税处接办营业税的讨论—西洋税制近代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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