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战时遗产税推进活动

2023-08-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同时也发布公告，凡是在1940年7月1日《遗产税暂行条例》公布之后发生的继承事件，财产在5，000元以上者，纳税义务人均应于十日内到指定地点领取表格填报，若逾限不报，一经发觉或密报查实，即依法罚办。在内战的紧张局势之中，财政部把过去在大后方推展遗产税的做法，陆续照搬到收复区来实施。

直接税处为改善各地税局稽征不力的现象，发动“遗印竞赛”。活动内容首先是整顿税局，要求呈送局内负责遗、印二税的人员职位姓名名单。建立负责人员的名册之后，直接税处随即展开预算的分区配额竞赛活动，完成或超过配额者，可依比例得到记功或赏金，未达到目标者则遭到记过处分，迫使直接税各分局在业绩的压力之下动了起来。在遗产税的部分，各地通衢要道出现许多倡导布告，内容不外乎是“抗战正当紧要关头，建国须待分途并进，充裕国库，实为我全民应尽之责任，平日捐助，尚且踊跃输将，况属国家正税，岂可规避义务。遗产所得来自偶然，非亲手缔造可比，在各国俱重加课征，本税税率既轻且微，如尚隐瞒不报，将何以对国家民族，更何以向先人亡者”等文字。同时也发布公告，凡是在1940年7月1日《遗产税暂行条例》公布之后发生的继承事件，财产在5，000元以上者，纳税义务人均应于十日内到指定地点领取表格填报，若逾限不报，一经发觉或密报查实，即依法罚办。^[22]

在抗战后期，国府对于直接税的主要税目，如所得税与战时利得税，采取简化稽征方式，但此方式并不适用遗产税，各税局以其“性质特殊”，维持查征作法。^[23]遗产税在行政竞赛之下，确实有明显的成长，不过税政主管对其成绩并不满意，尤其直接税处是在1944年4月间升格为署，势须承担较过去更多的税额责任。为增加税收，直接税署发出电文给各地税局，提高1944年度的标准。对于各地税局报告查征工作的困难，例如户口与财产素无翔实调查与登记、死亡事例缺乏确实报告，评价委员会不易召集开会等理由，直接税署作出批示：这些问题固然都是事实，但税务工作者必须在困难环境中谋求解决之道。直接税署进而要求各税局，应该在每一个个案中摸索解决方法，多方探询，不断累积数据。由于此税的税源目标容易查寻，只要各级工作人员奋力推行，不难达到预期限度，工作自可顺利开展。^[24]

至1945年间，“遗印竞赛”虽仍于各地热烈进行，一些地方税局报告当地推行困难，财政部也只好宽予处置。例如，邻近中共边区的陕晋税务管理局洛川直接税分局，在此年4月呈报，因辖区邻近边区，环境特殊而推行不易；又如，湖南税务管理局益阳直接税征收局在5月初呈报，税局受到战事影响而不断搬迁，完全没有征纳单位，难以推行遗产死亡的查征工作。对于这两件报告，财政部均准予备查。^[25]财政部深知，在严峻的现实条件之下，竞赛的赏罚亦无法让税务人员完成任务。

税政主管机关除了运用竞赛活动，来激励税局的工作意愿之外，另一项提振开征成绩的手段，就是透过密报的管道，以发给奖金的方式，吸引民众检举当地的逃漏税案件。早在1938年底，《遗产税暂行条例》仍处于讨论阶段，舆论即提到运用检举给奖的方式，配合申报与查核的作业。财政部认为，遗产税属于直接税体系，应以纳税义务人自行申报为原则，税务机关加以主动查核，告密只能作为防弊的补充手段，不必大张旗鼓地宣传奖励，以免引发民众反感。^[26]在进行公开倡导遗产税制度时，政府侧重于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操及道德意识，而在执行的阶段，则仰赖于税务人员的主动与认真查核。

经过一段时日，税政机关考核遗产税的实际工作状况，发觉不论是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操，或是税务人员的努力查核，效果都不如民众密告来得迅速有效。因为民众在密告时，必须清楚提举出逃漏税者的正确居处及财产情况，透过这些知情者所提供的情报，税务部门掌握信息，课征高额税款，进而完成分配的税负额度。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许多富有财产者纷纷迁回收复区，对大后方税局发出的缴税通知置之不理。税局在抗战后期所建立的数据，也因为时势变化而形同废纸，对欠缴或逃税者均无从追讨，只有仰赖密告提供具体线索。

告密确实发挥了发掘税源的作用，然而各地税局因地制宜、漫无标准的给奖方式，一再招致批评。于是，财政部决定统一混乱的给奖办法，于1946年10月14日颁布《财政部遗产税告密给奖办法》，重点包括：凡遗产纳税义务人或报告人未遵定时间，即继承之日起两个月内，报告死亡事实及提出遗产清册，或隐匿遗产意图逃税者，告密人得向直接税征收机关书面报告(第二条)。告密奖金数额，以所漏应纳税额5%为准，且无最高限制(第四条)。告密奖金由征收机关于纳税义务人缴纳税款时，通知告密人具领(第五条)。^[27]在战争结束前后的数年之间，不论是在大后方或是收复区，官方对遗产税的正式查核工作，与来自民间的告密行为，共同成为办理税案的常态模式。

从1947年到1948年间，国民政府的遗产税实施区域，由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移至东南收复区，征收活动维持先前的主动查核与接受告密的模式。由于遗产税是在抗战时期，由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勉强推行的新税，对收复区的行政机关和居民而言，都是一项新的税政。财政部认为，为了能够在收复区顺利推动遗产税，应该与内政与地政机关合作，搜集户籍与地籍数据，建立完整档案的前置作业；同时也应加强宣传工作，让遗产税在收复区生根。在内战的紧张局势之中，财政部把过去在大后方推展遗产税的做法，陆续照搬到收复区来实施。再者，国人遗产税案主要以不动产为主，财政部争取地政署的合作，请其在碰到遗产税案时，提供各地区地价情报，协助税务经办人员进行不动产价值的鉴别与估价工作。同时，也请求地政署命令各地政机关，日后在办理因继承而移转土地所有权的登记时，先查验申请人是否已经持有遗产税缴纳或免纳证书，如果不能提出此项证书者即为漏税户，请其将资料通知当地遗产税稽征机关。^[28]除了地政机关外，财政部也商请司法行政部、卫生部和各省市政府等机关，请其协助搜集资料，并派出所属税务人员到各地调查人口死亡单位及财产数据。在其他的行政机关看来，财政部的各项要求，根本是加重负担之举，配合的意愿极低。各地税局人员虽然奉令前往各行政机关，洽商提供遗产税的数据，却只得到“未奉层峰明令”的回复，于是不得不回报“办理甚感困难”。^[29]

财政部检讨抗战结束后在收复区进行的遗产税成果时，认为社会客观条件未能配合，故此税开征七载而绩效仍未大彰。各地税局为了让民众能够接受遗产税的理念，须加强宣传工作，开拓社会条件。此时的宣传手法，是在各地张贴简单的口号式标语，其中以下列各条最为常见：“君子耻借荫余，志士贵能自立。继承遗产，赶快报税。”“征收遗产税可以消弭社会财富集中之畸形现象。”“遗产税是现代最公平合理的税制。”“征收遗产税，可以鼓励勤劳，消灭惰性。”“缴纳遗产税，国家保障其继承权利。”“遗产税以百分之三十分拨地方，举办公共事业，纳税即系实现先人乐善之遗志。”“隐匿遗产，人人可以举发，举发者可得税额百分之五的奖励金。”“逾期不报或滞纳遗产税，要受一倍到三倍罚款的处罚，法院要扣押财产拍卖抵偿。”“逃避遗产税是国民最大的耻辱，而且耻及先人。”^[30]从标语的内容看来，劝告与警示性质均有。此时的宣传工作，在鼓励密告的部分多所着墨。以重庆的经验为例，重庆直接税局除了在通衢小巷广为张贴标语之外，还在报纸及杂志上刊登遗产税的告密办法及补充办法，并制造玻璃版送到电影院中放映，同时在各地张贴简化发给奖金手续的公告，以奖励民众告密。1948年的前三个月，重庆直接税局就收到告密案件100余件，意图逃税者受到社会上的无形压力，自动报缴者比起往年来得踊跃。^[31]

财政部并不希望各地直接税税局以告密作为查征遗产税的主要手段，与内政部协商，希望各县市政府命令乡镇公所，在人口死亡登记表上注明遗产时值，按月汇送遗产税征收机关，以便建立各地的遗产案件数据库。内政部回复，现行户籍法及登记书上的项目，并无必须登记财产的规定，如果要求人民在申请死亡登记时，必须加注遗产价值，为求符合实情，必须派员调查，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反而影响户籍登记的工作。因此，内政部只承诺，如果财政部需要人民的死亡登记资料，可以随时与当地户籍机关联系，其余如调查及估价遗产的事务，仍须由财政部自己负责。经历多番文电往返之后，还是回到财政部办税的模式。^[32]

到了1948年底，财政部发出通电给各稽征机关，指示办理遗产税开征活动的各项原则。这份电文的指示相当详尽，然而因为国共内战的紧张局势而未及付诸实施。在此，可以将之视为财政部在总结战时数年的办税经验之后，对于未来继续推动遗产税时，提供一份具体的施政蓝图。依这份指示内容，财政部要求税局每月派员赴主管户籍或卫生机关(如各市警察局、民政局、卫生局)及医院、殡仪馆、寿材店等处，搜集人口死亡资料，作为调查课征依据；同时，税局也应与当地地政、契税、田赋及房捐等有关机关妥为联系，随时取得有关财产登记资料，以利稽征。为了争取地方行政部门的协助，应宣传遗产税为国地共分税，今后拨给地方成数可能再予提高。此外，遗产税告密给奖的措施可以补助调查工作之不足，此时仍应配合实施。^[33]从以上的指示看来，国府税务人员，在经历战时推展税务的经验之后，对于征税的行政技巧已经可以掌握，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熟练。

民国直接税业务之中，收入大宗的所得税和过分利得税的大部分税基出自于工商业者，相对而言，遗产税则是不折不扣、税及个人的“直接税”。关于所利得税的课征，战时国府曾经利用商会的组织及摊派的手段，来完成税额目标。但是，在遗产税上，财政部不论是透过主动征集，还是接受告密的手段，都必须做到深入地方去建立个人的税籍与税务资料，才能落实税政的要求。就这一点而言，遗产税的收入占国府的岁收比例虽然极为微小，从中央到地方政权机构，却透过遗产税的课征活动，试图把管理力量下伸到地方，甚至及于个人。

近代中国战时遗产税推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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