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虚盈实税下的税负问题
【摘要】：抗战后期的物价腾涨，使得一般在战前已设立的厂家，因资本额受通货膨胀影响而大幅缩水，账面上的营业所得几乎均成为过分利得，后方各工商业者几乎全数纳入利得税的纳税范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利得税的制度设计不良，使之成为业界的沉重负担，后方大多数工商业界不得不以造假账作为因应之道。但是，由于财政部不准业者调整资本额的关系，造成盈余与资本之间的高倍获利率，使业者必须承担高额利得税的税负。
抗战后期的物价腾涨，使得一般在战前已设立的厂家，因资本额受通货膨胀影响而大幅缩水，账面上的营业所得几乎均成为过分利得，后方各工商业者几乎全数纳入利得税的纳税范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1941年时，大后方业界纷纷要求增加资本，以便减轻利得税负担。[45]商家希望增加资本额的要求，政府均视为意图逃税而予以拒绝，民间则批评政府完全以税收为重，在物价高涨的战争时期，实施不合理的虚盈实税办法，不但有碍纳税风气，更削弱生产能力。[46]
税政主管机关并非不了解通货膨胀对工商业者的不利影响，然而，批评工商业假账成风的报道不断，政府认为必须详细查核商店增资的真实性，以免商店利用增资机会来制造假账，以致丧失税制的公平性。[47]同时，政府因先前已列出宽恤小商及请求救济战时损失办法，认为已顾及商界权益。相关规定包括：每年利得额在5，000元以下的小商，准予扣除600元之免税额；一般营利事业则可逐年提存利得额十分之一，作为抵补空袭等战事损失的准备金。后来又规定，内迁工厂准许提列全部纯益，作为内迁之必要费用，再以其所余纯益数额来计算税额。接着，财政部通令大后方工商业界，对于战时已登记的财产不准举办增资，以防止无限制膨胀资本而逃漏税额，并要求后方工商业界暂时不必决定资本额，改由地方直接税局视其全年销货数额，编列各行业的资本周转率统计材料，来调整其资本额，作为决定应纳税额的依据。[48]
舆论赞同政府主动查核工商业界的资本额，作为课征利得税的依据。一般认为，战时大后方的工商业者，一方面受到政府政策的扶助，一方面又受到物价波动之赐，资本利得超过一般人民勤劳所得的百倍以上，政府不应再予优待，否则大多数国民将深感不平。[49]工商业界对政府要求增加资本以减轻税负的期待，在未获政府首肯与舆情同情的情况下，可说是完全落空。
工商业者无法同意国府与舆论对其在战时获致巨利的说法，为争取发展空间而与政府进行长期磋商。例如，永利公司负责人吴蕴初在1945年呈文财政部，指出舆论动辄批评工商业界造假账，应该课以高额利得税，这其实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事实上，利得税的制度设计不良，使之成为业界的沉重负担，后方大多数工商业界不得不以造假账作为因应之道。当时各业所得盈余，除去60%利得税及20%所得税，已是所余无几，还须摊派乡村储蓄及公债，资产日益减少，长此以往，必至停业之境。吴蕴初建议，如果政府不准厂商增资，应按物价指数重新估算资产，作为课税依据，或是依照注册资本的投资时期，分别乘物价指数，计算出最接近的合理数目。吴蕴初的要求虽然有学理依据，财政部仍以“注册资本依投资时期分别乘物价指数之伸值办法，与资产伸估增加资本办法意义正同，自亦未便办理”的官样文章，拒绝他的要求。[50]
持平而论，利得税的课税基础，一直是以制定当时的工商业者资本额为依据。经历了严重的物价上涨效应，账面看似惊人的盈余，在依据战前物价指数折合之后已大幅缩水。但是，由于财政部不准业者调整资本额的关系，造成盈余与资本之间的高倍获利率，使业者必须承担高额利得税的税负。此外，政府一直无法解决金融投机者的暴利课税问题，以及由之形成的税基不公平现象。让工商业者在战争结束之后，振振有词地向国府要求，废除这项对工商业者的发展十分不利的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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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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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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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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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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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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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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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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