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国府决定再度召开财政会议,商议改良税务对策。[33]1934年5月21日至27日,国府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此次会议既是因地方税务问题而起,关于整理营业税及改良税制与税率的问题,成为会议的讨论重心。[38]第二次财政会议的主要诉求是废除苛杂及减轻附加,必须整理旧税与创办新税双管齐下,同时以省县并重的原则调整地方预算。......
2023-08-10
利得税以工商营利事业者及财产租赁者为征收对象,税务单位又以径行调查决定税额为主要方法,于是,正确估算业者的利润所得,成为征收技术的基本问题,估计太低则税收减少,估计太高又招致民间反抗。战时曾有人建议,由政府举办普遍的财产登录,中国国民的国内财产与在外国银行存款均应登录,以防止脱产。财产登录有案可稽,不但财产税、所得税、利得税与遗产税等,均有课税根据,公债亦可依此为准而进行摊派。[41]然而,此建议因牵涉相关作业庞大,根本无法进行。
即使税务机关能够掌握到部分业者的财产资料,作为征收稽查的依据,也会引发税制公平性的问题。众多投机营利商人不设固定商号,查税人员无法从账目或是商号登记资料去调查,难以稽征利得税。因此,要了解工商业收入情形,必须从货运登记作业着手,才能控制税源。前已述及财政部在抗战后期办理货运登记,以掌握税源的相关活动。简单地说,政府认为商人行踪不可捉摸,但物资来往必须经过交通孔道、集散商场、关卡与堆栈,比较容易控制,行政院于是命令各地海关及货运稽查处与税务机关合作,税收稽征机关派员参加货运检查工作,在各地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及各战区货运稽查处,共同办理货运登记作业,控制货物的运输量,估计工商业的业绩,做到“跟货寻税”的目标,掌握应纳税款的商人。[42]
政府以物资流向掌握税源的做法,对行商已有所规范,却仍无法对从事美钞、公债及黄金等金融操作业者,予以税制上的惩治。批评者认为,利得税课税范围,仅营利事业及财产租赁利得两种,其余如外汇及投机利得均未纳入,课税范围太过狭隘。政府不应加重固定薪资阶级及工商业者的负担,而是必须找出非固定薪资阶级的自由职业者、投机者及黑市活动者,让这些逃税者尽其纳税义务,使战时财政负担不致全落在固定薪资阶级及固定工商者身上,这正是直接税制度成败的关键。[43]
一向为商民诟病的径行决定税额方式,在1944年有了改变。财政部取消货运登记作业,把个别估计改为在同业估计与公开评议之后,并且以当年抽查的所得数目决定当年税额。1945年初,直接税署再对利得税研拟四项改进办法:税额不受预算限制,恢复申报兼采查账办法,简化评议程序,以当年抽查资料为核税依据。[44]这次修改的原因,主要是作为再度恢复查账的准备,不过,由于本税在战争结束不久废止,未及付诸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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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国府决定再度召开财政会议,商议改良税务对策。[33]1934年5月21日至27日,国府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此次会议既是因地方税务问题而起,关于整理营业税及改良税制与税率的问题,成为会议的讨论重心。[38]第二次财政会议的主要诉求是废除苛杂及减轻附加,必须整理旧税与创办新税双管齐下,同时以省县并重的原则调整地方预算。......
2023-08-10
同时也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进建议,例如要求高额利得税者承购公债,使过分利得可以有效移转,以及增加税率累进级数。财政部指出,现行利得税规定,利得超过资本额60%者一律征50%,并且采取缓和税率,目的在求新税能顺利推行。......
2023-08-10
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中外经济年报》,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一辑综合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
2023-08-10
至1946年7月,国府终于开始进行复员时期的直接税税政决策的规划工作。财政部门认为,复员需要庞大财源,不能立即取消战时利得税。至6月下旬,财政部正式批驳商会的要求。财政部批准上海直接税局的计划,下达指令要求其把握时间,于十月内完成征收工作。以上海为例,原定征收所利得税600亿元,在各商会要求之下减至300亿元,而且配合采用简化稽征法,限其在年底缴库。......
2023-08-10
国府强调直接税制度具有开创合理税制的作用,经由广泛实施直接税,将可顺利解决传统赋税负担不公的现象,成为国府争取民众支持进行税政改革的重要依据。由于当时所得税是直接税的唯一代表,孔祥熙也据此类推,确信直接税制度具备了赋税制度所有的优点。直接税在抗战期间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虽颇有大幅成长,却受限于后方经济条件不足,以致无法取代长期备受倚重的间接税。......
2023-08-10
由于各项税收均未能及时征解,又受到物价波动的削弱,失去约束通货膨胀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于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继于次月召开全国税务会议,以统一税目为目标,把税法有关工商业税者,修改合并为营业税和所得税,后又以两税的纳税人都是工商业者,定名为工商业税。从1950年至1955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修改税则的方式,保留国府时期征收工商业税的做法,沿用了部分直接税的税目。......
2023-08-10
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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