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各地商界因营业税税率不断调整加重，纷纷上书国府，要求制止地方政府对商界的强索。浙江省商联会呈文抱怨浙江省税率高于上海，将促使商民转赴规定税率较低的上海市进行贸易。商界也抨击各地营业税稽征人员，在调查与征收时动辄以抗税为名，转行司法机关拘传商民到案，勒迫认缴，批评营业税比厘金更为苛扰。......
2023-08-10
西洋税制对中国现代征税过程中的影响
【摘要】：纳税义务人必须在年度结算日起一个月内，向主管征收机关报告其利得额。申报完毕后，由征收机关进行调查并决定应纳税额，然后通知缴纳。纳税义务人如逾期不报告利得额，征收机关可以径行调查，决定其应纳税额，并限令缴纳，纳税义务人对径行决定的税额不得请求复查。舆论立即指出，现行利得税因为税额不高，以及征课对象仗势规避甚至公开抗税，致使新兴税制的推行发生困难，难以达到取缔暴利与防止财富不公分配的理想。
过分利得税采取申报方式，以一年计算一次为原则。纳税义务人必须在年度结算日起一个月内，向主管征收机关报告其利得额。申报完毕后，由征收机关进行调查并决定应纳税额，然后通知缴纳。若纳税义务人对于决定之税额表示不服，得请求复查，惟请求复查时应先将税款缴清，如复查结果应予退税，主管机关应将税款退还。纳税义务人如逾期不报告利得额，征收机关可以径行调查，决定其应纳税额，并限令缴纳，纳税义务人对径行决定的税额不得请求复查。[35]
在开征过程中，最受批评之处是，虽然明文规定商民自行申报，实际执行时却多采径行决定方法，税吏上下其手，商民饱受苛索。1941年8月中旬的一份公文指出，财政部川康直接税局重庆分局在开征1941年度所得税及利得税时，根本不查阅商家账簿报表数据，一概采取径行决定，决定纳税额往往超过原申报额数倍以上，而且在发出查定通知书并未附上查定理由，纳税人对于重税当然无法心服接受。[36]
税吏在征税运用自行调查及径行决定税额为手段，行政裁量权过大，无怪乎民间啧有怨言。税务人员则辩称，他们不采用工商业界的申报额，而运用自行调查与径行决定的作法，是因为商人根本不据实申报，从账目上无法反映其获利情况。商人多以较高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以较低的官价来记账，一方面取得市价厚利，另一方面又借官价逃税。[37]
税务机关为应付商民逃避税负，决定采取奖励告密措施。财政部在1940年初颁发《过分利得税告密人赏金暂行办法》，规定告密人可获得查报所漏应纳税额10%的赏金，最多不得超过500元。告密人在纳税义务人缴纳税款后，向当地主管征收机关申请核发赏金。此办法实施一年以后，由于物价波动，赏金500元的上限已失去吸引力，再度修改规定，赏金仍以所漏应纳税额10%为准，最高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在修订法规时，税务人员曾建议提高告密所得为罚金的半数，重赏之下必勇于告密，让商人忌惮而不敢尝试逃税，但此建议并未被采纳。[38]
学界认为，为应战需而使用非常手段，实属无可厚非，但是财政部的奖励告密之举，只会造成社会骚动。实际负担税负的工商业者，自然很不满意政府的开征与告密做法，相率抗缴税金。商民的抗缴事件，因政府动用军警镇压而平息。舆论立即指出，现行利得税因为税额不高，以及征课对象仗势规避甚至公开抗税，致使新兴税制的推行发生困难，难以达到取缔暴利与防止财富不公分配的理想。[39]
尽管民间对利得税的批评不断，此税的收入却仍大幅增长。本税在1939年度的收入为10，351，868元，1940年预算额为2，400万元，实际纳库额为29，226，132元；1941年预算额为4，500万元，实际纳库额为66，099，751元，超过预算额2，100余万元；1942年预算额为6500万元，实际纳库额为359，320，783元，为预算额的5倍，已经与所得税并列为战时财政的主要税收。至1943年，预算额为10亿元，实际纳库额为1，237，952，451元；1944年，预算额为21亿元，实际纳库额为1，998，065，000元，1945年的收入为3，730，179，000元，利得税在抗战后期3年的收入数目，均已超过所得税，成为直接税中主要的收入来源。[40]因此，对政府来说，这项战时的租税政策，虽然没有完成达到迅速合理分配财富的理想，却已经完成其预算编列的要求，成为国府战时财政的一项重要岁收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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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税制对近代中国税政改革的影响详细阅读
据此，本书撷取近代中国财税发展的两项运动——直接税运动与裁厘运动，透过探讨二者的个别活动与相互影响，呈现近代中国进行税政改革的趋势。执政者运用西洋税制参与中国本土的裁厘运动，俾以改良税政体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主政时期，上述以“直接税”为名的各项西洋税制，不断成为其推展简化税目改革的工具，并且借以达到收缩地方财税权力的目标。......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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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军务倥偬时刻，召开全国经济会议的提案不被列为急务而暂时搁置。至于国外输入货品，则可以仿照各国通例，除了征课进口税外，若有与本国相同物品，仍可课以消费税，此议即成为日后国府兴办特种消费税的立论基础。......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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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第二次财政会议的各方代表对营业税问题做出决议，把各项与修订营业税有关的议案和审查意见，一并汇呈行政院，转咨立法院作为修正营业税法案时的参考。因此，国府应该就征税范围和征税办法，设法改善营业税。舆论质疑第二次财政会议并未提出改革税政的具体方案，是一个“议而不决”的会议。以上数端，被视为是“自有财政部以来，有自建现代税制企图”的表现。......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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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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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国府在抗战末期推行简化稽征做法，原是为了筹措不断暴涨战费的权宜措施，工商界人士认为，只要公会摊派认缴固定税款，即可免除税吏如狼似虎的查账麻烦，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同年6月30日，直接税署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各方对于简化稽征或是查账计税的意见。学界大多认为简化稽征已迹近摊派，如果公会组织健全，执行公允，尚可推行，但许多商人没有参加公会组织，简化稽征法即无法推行。......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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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府对于上述的战时财政缺陷并非毫无所知，他们在战前已不断尝试调整中国的财政体质，最主要的工具即是推动直接税制度，冀望以现代化的税制增加税收，达成建设国家目的。[8]大后方学界在抗战期间发表许多关于直接税制度与对开拓税源作用的论著，为国府推动税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于是，国人寄望国府实施直接税，发挥筹措税源的作用。......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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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财政部虽已在全国各地广设开征所得税的税务机关，但正式开办之后，果真如学界所预测的，对于涉外税源无能为力，而且只限于沿海各省的大城市内推动，税收成绩并不理想。理由是，战前财政部门因避免被批评为重复课税，免征财产所得税，但是既然公司商号在已经负担营业税的情形下，又缴纳营利事业所得税，这也有“复税”之嫌，显然出现双重标准的不公平待遇。......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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