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国府决定再度召开财政会议，商议改良税务对策。[33]1934年5月21日至27日，国府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此次会议既是因地方税务问题而起，关于整理营业税及改良税制与税率的问题，成为会议的讨论重心。[38]第二次财政会议的主要诉求是废除苛杂及减轻附加，必须整理旧税与创办新税双管齐下，同时以省县并重的原则调整地方预算。......
2023-08-10
新税开征与税率调整：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摘要】：同时也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进建议，例如要求高额利得税者承购公债，使过分利得可以有效移转，以及增加税率累进级数。财政部指出，现行利得税规定，利得超过资本额60%者一律征50%，并且采取缓和税率，目的在求新税能顺利推行。
战时利得税法通过立法程序，订于1938年7月1日开征，然因重庆、成都两市及其他省县商会先后请求缓办，国府改为1939年1月1日开征，并在开征后半年，又将起税点提高。[24]政府自承，无论就经济演变、社会环境与商人心理等条件，人民不愿开征新税是很自然的。政府为了表示体恤民情，每在推行新税察纳民间缓免的请求，时有展缓办理之举。[25]舆论对于政府明令开征后却展缓办理，无法令出即行的现象颇有批评。例如，1940年4月4日《大公报》认为，从前政府对于课税不惜多方搜刮，课税有预征至若干年以后者，今日政府对于应有税务反而过于持重。政府既已顾念商艰，修正利得税的相关规定，应积极开征，不能因商人迭请而有所瞻顾，以免商民牟取暴利，损害国计民生。[26]
国府在抗战后期顺利开征利得税，同时明令废除在四川、云南、湖南、江西等地开办的利得税或商业捐。由于工商业者同时须缴纳所得税与利得税，直接税处于1941年3月27日，规定宽恤小商及救济战时损失的相关办法，准许商号得于其纯益中减除下列二项：一是每年利得额在5，000元以下小商，准予扣除600元的免税额；二是一般营利事业，准予逐年提存利得额十分之一，作为抵补空袭受灾等因战争所受损失之准备金，暂不课税。由战区迁入内地的工厂，若因战事遭受重大损失，经呈报查明属实者，亦准予免税。上述办法，让商户的负担稍得减轻。[27]
舆论肯定战时利得税具有四项优点：其一，税制简明，易于推行。其二，起税点较高，顾全商民正当利益。其三，税率低减，累进缓和。其四，内迁工厂免税，有助于后方工业之发展。不过，论者也指出税制设计上的一些缺失，包括未能有效限制过分利得，未能协助平价工作，财产评价规定未妥与税率累进太单纯。同时也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进建议，例如要求高额利得税者承购公债，使过分利得可以有效移转，以及增加税率累进级数。但是，此后国府并未对税制再作调整。[28]
战事进入后期，政府希望者从直接税、统矿烟酒税及专卖三者汲取收入。其中，利得税随着商业活动而增加，以1940年各所得税与利得税的比较，约为1与1.5之比，税入较所得税更多，国府决定加强征收。[29]学者认为，各国实施过分利得税，经常随战时情势而升降其税率，英国在欧战期间利得税曾五易税率，故赞同调整战时利得税的税率，是一项可行的应变措施。[30]
1943年2月，财政部修订此税税法，增加累进级距为10级，累进税率提高至60%，俾以充裕税收。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开议时，决定为增加财政收入与充实国库，缩减富裕阶的购买力与稳定物价，必须提高税率，同时进行摊派公债的行动，通过提案，把现行税率最高者50%增加至80%，随即将决议案送交行政院，要求修订税制。[31]
行政院收到参政会的决议案后，认为此税若以最高税率60%计，加上营利事业所得税率已提高至20%，二者合计最高已达80%。以中国商民缺乏负担重税习惯而论，税率已经不轻，决议仍维持原提案。财政部指出，现行利得税规定，利得超过资本额60%者一律征50%，并且采取缓和税率，目的在求新税能顺利推行。现开征此税已满两年，社会工商业获利在两三倍以上，为增益库收与平衡社会负担，自应提高税率，一方面增多税级，一方面提高累进程度，使租税政策趋于合理。[32]不过，税率固然有调整的必要，但是不能太高。至于如何决定适当的税率，有人建议将过分利得全部归公，有人则认为全数归公不切实际，且会斲丧工商业的活动意愿，应由提高累进级数即可。[33]
利得税的税率修订案，最后是仍依照行政院的规划而通过。部分期望政府透过提高利得税税率以遏止暴利的学者，并不满意这种小幅度的修改，认为税率虽已酌量提高，仍不足以遏止暴利。然而，对国府而言，激烈的社会正义并不符合现实利益。[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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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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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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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与税务查账要求的简化详细阅读
至1946年7月，国府终于开始进行复员时期的直接税税政决策的规划工作。财政部门认为，复员需要庞大财源，不能立即取消战时利得税。至6月下旬，财政部正式批驳商会的要求。财政部批准上海直接税局的计划，下达指令要求其把握时间，于十月内完成征收工作。以上海为例，原定征收所利得税600亿元，在各商会要求之下减至300亿元，而且配合采用简化稽征法，限其在年底缴库。......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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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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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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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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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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