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工商业界大为不满，纷纷致电财政部，以政府在战后准许农业所得者免缴田赋一年，工商界在战时亦受重大损失，理应比照办理，免缴所利得税一年。接着，《特种过分利得税法》制定完成，于1947年1月1日颁布实施，国府明令废止《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然而在此之前，经过查报应缴纳的利得税税款仍须完纳。......
2023-08-10
战时利得税的认知与讨论：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摘要】：战时利得税在直接税体系之中是一项特殊的税制，在西洋各国的税政理念上被视为是因战争而起的临时体制，在征课手续上，它则以所得税的辅弼姿态出现。中国制定本税之前，日本已经以战时利得税的名目开征新税，四川省政府也以战事需要为由，开征战税。四川境内中外人民凡是经营工商业者，均应缴纳战时利得税，税率为战时利益超过资本额10%开始课征30%，依次累进至超过资本额30%以上者即课税70%，并成为四川省境内的一项地方税。
战时利得税在直接税体系之中是一项特殊的税制，在西洋各国的税政理念上被视为是因战争而起的临时体制，在征课手续上，它则以所得税的辅弼姿态出现。[1]欧战期间各国征收战时利得税，特别分辨“利得”与“所得”二者的差异，所得为先有资本或劳力而获得利润，利得则指由于特殊环境变迁的不劳而获，或称为“景况所得”，政府对战争时期工商业获得超过平时标准的利润，课以重税，使战时景气利益归于政府，以供战费之用。[2]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除了持续推广所得税之外，也立即注意到可以从战时暴利中取得税源的可能性。国府财政官员援引英国的税法Excess War-profits Tax为蓝本，制定开征战时过分利得税的法规，学界曾将本法译为“战争溢利税”。中国制定本税之前，日本已经以战时利得税的名目开征新税，四川省政府也以战事需要为由，开征战税。国府为避免各省自行开征税目的流风再起，在1938年底修法，明订本税为国税，大后方各地普遍开征，至抗战结束时仍未中止，实施到1946年底。[3]
财政部在拟定条例草案时原本以“战时利得税”作为税目，经国民参政会审议后改名，在1938年10月28日颁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让国府透过税制改革来支应战局的财政需求，1943年2月17日又修订《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法》，故此税的正式法律名称是“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但一般报章评论多仍习称为“战时利得税”。依法令规定，凡是公司商号或个人经营的利得，超过通常一般应得利益，政府就过分利得部分加以课税。本税的征课重点是“过分利得”，当时也有人把“战时利得税”与“超过利润税”二者混而为一。简单地说，战时利得税系针对因战争而获得的利润所课之税，战后即告结束；超过利润税则因利润可能在战后持续存在，战后亦继续施行的可能。国府在立法时避用“战时”之名，也隐含着该税不限于战时，社会超过利润税皆应由国家所取用的说法。[4]
战时利得税从制定到实施的过程，也是将原为地方税目收归为中央税目的一项改革。抗战开始不久，各地舆论即不断抨击战时暴利行为，许多学者撰文呼吁征收战时利得税，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现以地方税形式征收的战税。例如，四川省政府在1937年8月以“限制战时各种盈余，以免物价膨胀，受奸商操纵”为由，筹划征收战时利得税，10月初颁布《四川省工商业战时利得税征收章程草案》，决定自10月15日起，先从成都、重庆、万县等重要城市试办。四川境内中外人民凡是经营工商业者，均应缴纳战时利得税，税率为战时利益超过资本额10%开始课征30%，依次累进至超过资本额30%以上者即课税70%，并成为四川省境内的一项地方税。[5]
战争期间，时见各地少数工商业者因战事获致暴利，舆论要求政府向暴发者征收战税的报道。例如，1938年初，武汉市面棉花市价一市担20元，此时民间已不用旧式木机纺纱织布，用新式铁机必须使用洋纱，洋纱因受到日军封锁而难以进口，少数纱厂收购廉价棉花制成棉纱，再高价出售，棉纱价格飞涨至每市担66元以上，实际加工费不过每担10元。武汉棉纱工厂因战争而获厚利的情况一经披露，当地舆论哗然，要求政府应向其摊派公债或是征收租税。[6]各地方政府借助舆论力量，师法四川省政府的做法，制定专门向工商业课税的条例，成为普遍的现象。[7]
舆论支持国府向工商业者征收过分利得税，是因为战争确实提供攫取高于平时利得的环境。其因素很多，包括：中国沿海重要工业区沦陷，导致物资供应量大减；战时兵员增加，大批农民调服兵役，使农产品供应量益形减少；沿海交通受到封锁，国外货品难以输入；遍地战乱，使得在前方或沦陷区的人口向内地迁移，内地各城市人口骤增，物品需要量随之大增。简言之，战时利得是因为战时价格变动、巨额需求，以及运输隔绝等因素，引起消费扩张的利益。不论政府或是民间，均认为此将使物资供需失调，引发物价高涨，业者囤积居奇大获暴利，各界均认为，征收利得税具有正当的理由。[8]
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奸商在战时大发国难财，一般工商企业也因战时物价高涨，获得丰厚的战时利得，税负能力增加，自应课税，以免造成社会上财富不合理分配与物资浪费，违背战时经济节约原则。也有学者点名批判获致暴利的行业，如五金业、纺织业、制药业、粮食业和运输业，均利市百倍，其他如汉口与重庆等处房价，竟超出平时10倍以上。激愤的评论更指出，部分商人对日常必需品任意增价，获得特别财富，此种行为等于抢劫。过分利得的性质既属掠夺，自须课以重税，社会风气才能安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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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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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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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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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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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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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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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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