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为了因应日渐繁重的业务，以及为即将改组成直接税处的机关调整预作准备，以所得税这项最受重视的直接税项目为核心，规划税政改革的方针。第二项是普遍提高与调整各类所得税的起征税率，并与过分利得税税率相互配合。财政部随即提出增税业务的报告，指出抗战进行数年来，政府为体恤人民，并未十分加重租税负担。在直接税方面，依财政部规划，可增税源包括所得税、过分利得税、印花税和遗产税。......
2023-08-10
西方税制在中国的发展及战税地位调整
【摘要】：战前施行的所得税法，因起征点过低及未对家庭负担有减免规定，致使其未能与个人负税能力相配合，这些问题在战后仍倍受批评。于是，政府决定取法英美等国的战时经验，缩短所得税的申报与缴税时间，尽速取得税收，作为主要的调整措施，让它发挥“战税”的部分能力。检讨所得税为何不能达到战税地位的言论之中，国人首先提及的仍然是涉外税源问题，以租界、外侨或外侨银行为中国实施直接税的阻碍。
战前施行的所得税法，因起征点过低及未对家庭负担有减免规定，致使其未能与个人负税能力相配合，这些问题在战后仍倍受批评。评论指出，战后物价上涨，低起征点的规定造成税源显得散漫零碎，征收费增加，稽征不便，易起人民逃漏之心。政府在税制设计上，对于低阶税级与高阶税级之间的关系并未作妥善规划，其差距既非等差级数，又非等比级数，高阶税级的累进程度比较缓和，高所得者相对占便宜，也增加中下级所得者的负担。同时，依照税政常理，资本所得应课以高税率，劳动所得应课以低税率。然而，国府对个人的利息与工商业的营业所得采取累减税与比例税，但却对劳动所得即个人的薪资所得采取累进税率，这种设计被批评是“实为无理之至”。[45]
抗战期间检讨所得税施行问题，主要焦点是富有资力者设法逃税，让固定薪水阶级承担税负的不公平现象。战前之评论即提出此问题，并呼吁政府设法补救。国府当时表示，制定所得税法规因事属草创，难期完善，其名目不称之为“法”而称“暂行条例”，就表示这是试验性质，如果施行之后出现流弊即予修改。抗战以来，所得税的实施已有明显弊端，自须相应修改，其中以工商界的税务问题最大。各公司在所得税开征之前，时常利用增资的名目，虚张股额以提高资本额，并且提存较大额度的折旧费用，增加销货成本，以降低所得纯益额，使其税率获得减轻，达到免税或减税目的。如此一来，公司大资产家利用法律规定逃避税责，无法规避者则落在固定收入的薪水阶级身上。[46]
税制规定营利事业所得，并不是依照其年度的所得绝对额，而是根据所得折合资本实额的百分比来决定税率，在4%以下者免税，各地公司往往利用重估资产名义，减低所得税的负担。而且，由于课税范围不广，土地房屋租赁所得之类的财产所得未予课税，加上税率设计上对于营利事业所得及薪资所得课以累进税，对证券存款所得则课较轻的比例税，都让国人觉得，所得税是一项对富人有利的税制。[47]
对于学界不断呼吁必须对课征富人资产所得税的要求，财政部在1943年5月以修订及颁布《所得税法》《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法》及《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法》作为响应。这三项与所得税相关的税政法规，其法律位阶由“暂行条例”升格为“法”。从制度层面来看，自是显示政府对此税制的重视，然而在现实情境以及财政部的内部训令中，对于已经明令公布并且通饬施行在案的三项税法，仍不乏人民对于新税法避重就轻与迟延观望的报告。财政部只能发出制式公文，下令各税政单位努力推行，并加强经济调查，作为钩稽商账的根据，做好税源统计，这正反映出其对征收作业并不具有太多的信心。[48]
各界评议之中最为重要的看法是，政府在开办所得税时以应付战时财政为主要诉求，舆论界公认所得税具有“战税”的特质。但在战事正式开打之后，反而迟迟不见国府运用所得税的战税特质，进行扩大税基及提高税率，以达到所得税富有弹性的特色，这让战前极力支持国府所得税改革的学界颇为失望。世界各国开办所得税的经验，充分证实所得税均受到战争的刺激而发生，以战时税目出现，为补充战时财政需要而被实行，围绕着战时及战后的需要而发展。嗣后，再从临时收入的财源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而确立税政基础。中国的所得税虽然不是在战争时期才创办，但也是在战前一年举办，无疑是颇富战时意味。所得税具有富于弹性的优点，过去英美诸国在战时均提高税率以增加税收，中国开办所得税以筹备战时财政，若在战时却不提高税率，扩大征收范围，则失去开办所得税的意义。[49]
所得税在战时得到初步发展，财政部门也冀望它能够善尽“战税”的角色；但是，不论扩大征收范围或是提高税率，都不是简单易办之事，这不但需要获得参政会等民意机关的支持，也需要衡量人民的负担程度。于是，政府决定取法英美等国的战时经验，缩短所得税的申报与缴税时间，尽速取得税收，作为主要的调整措施，让它发挥“战税”的部分能力。[50]不可讳言的是，在整个抗战期间，不论哪一项赋税，对于战时财政的挹注均十分有限，国府绝大部分战费来源仍是银行垫款与发行货币，日渐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社会不安，所得税距离国人冀望其扮演的战税角色，仍有一大段距离。
检讨所得税为何不能达到战税地位的言论之中，国人首先提及的仍然是涉外税源问题，以租界、外侨或外侨银行为中国实施直接税的阻碍。不过，更多的言论则指出，国人纳税意识薄弱，商民逃税成风，税务机关不但无能去催缴税款，还把已收税款迟纳国库，这都是削弱所得税作为战税地位的重要因素。所以，国人不应该把所得税推行不力的所有责任都推给外人，而是应反省自身作为，如果国内有巨额收入者凭借势力，可以不纳税或是少纳税，却责备外侨为什么不纳税，当然无法获得舆论的支持。[51]
1942年，中英及中美新约签订之后，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取得税务自主权，财政部宣布在华外人此后应依法一律纳税，直接税署亦下令各省机关即日起开始征课。此后，以所得税为首的各项直接税，如果不能实时发挥国人期待的作用，愈发证明过去国人每以无法开征涉外税源，视为阻碍直接税的最大因素，其实只是在民族情绪下的一种自我安慰，或是自我辩解的遁词。从战时评论看来，中国实施所得税的问题，实出于中国本身的条件不足，以致造成推进战时税制改革的困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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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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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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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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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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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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