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项税收均未能及时征解，又受到物价波动的削弱，失去约束通货膨胀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于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继于次月召开全国税务会议，以统一税目为目标，把税法有关工商业税者，修改合并为营业税和所得税，后又以两税的纳税人都是工商业者，定名为工商业税。从1950年至1955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修改税则的方式，保留国府时期征收工商业税的做法，沿用了部分直接税的税目。......
2023-08-10
近代中国的西洋税制与扩大税基的争议
【摘要】：战前国府开办所得税时，采取分类课税方式，规划的课税范围包括三项，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及第三类证券利息所得。论者以所得税应公平与普遍为主要诉求，提出扩大开征所得税范围。同时，国府在各地设立机关，让国人意识到实施所得税是势所必然的情境，进行税务的全面开征作业。
战前国府开办所得税时，采取分类课税方式，规划的课税范围包括三项，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及第三类证券利息所得。其中，第一类的税负者是工商行号，第二类及第三类的税负属于个人项目。孔祥熙在文告中宣称，中国虽仍为农业国家，但土地所得不纳入课税范围，原因是中国土地长期未经清丈，清代的鱼鳞清册早已散失，无法取得计算所得额的根据，各地时有有粮无地或有地无粮的情况，此时如果征收土地所得税并不公平。因此，政府选择三类试办，将来再作推广。孔祥熙认为，中国幅员广大而人口稠密，加上统计欠周且交通不便，欲施行全部所得税征收，事实上有极多困难，故所得税分类课税法的设计，十分符合现实状况。[30]他的看法立刻引起许多论者批评，纷纷指责其遗漏了地主、资本家及投机者的大宗税源，不但税基薄弱，更加深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吁请扩大开征范围。
论者以所得税应公平与普遍为主要诉求，提出扩大开征所得税范围。基于税政原则，人人皆须纳税，当时中国已经出现负担不均的情形，如农民、工人、商人、公务人员及公立学校教职员等，皆已对国家有所负担，有时不免过重，但与之恰成强烈对比的是，银行家、资本家、投机家、城市地主或房主及自由职业者，除极少数例外，均对国家毫无直接负担。因此，国府应该在局部推动所得税的进程中，让这些特殊阶级贡献所得，以符合公平及普遍原则。政府可以考虑扩大征收范围，在营利事业所得及薪给报酬所得之外，加列三种项目：资本利息之所得(包括一切证券及证券以外之资本所得，如外汇所得或投机收益)、都市土地房屋之所得(即都市地主、房主所得之租金)、自由职业之所得。除了课税范围不足外，依据外国通例，对财产所得课税的税率，必定比劳力所得来得高，然而国府此次提出的条例却未对财产所得课税，实为重大缺漏。同时，由于采取个别所得税法，无法测知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亦无从充分发挥累进税的效用。[31]
关于扩大税基问题的讨论，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如前所述的对富有资产者课征，方符合公平原则。不过，也有论者不同意这种意见，并且提出事例，支持国府的简单规划。例如，李权时认为，时人所称的资产所得，其课征比重并不逊于其他所得。依所得税条例规定，存款银行者征税一次，投资于实业公司者，公司营利所得既已征税，股票利息又重复征税，以利息存之银行又须征税，前后共征税三次。国人宁愿把资产拿到银行存款，也不愿投资实业。现值经济恐慌时期，各项实业衰敝至极，政府若又重复课税，将予实业界重大打击。刘树东也提出，财产所得范围甚广，政府一时之间势难全部包办。例如土地所得，各省因天灾频仍，农村破产，各省县政府催收钱粮已甚感棘手，此时若再加征田租所得，将徒滋纷扰。政府可以考虑办理对大地主的地租、大公司大银行股东的股息红利，及公债执券人与银行钱庄存户的利息所得，课以所得税。但是，扩大开征范围，势必需要增设机关，增加政府的稽征成本，未必符合效益。这一点，即使是主张应扩大税基的朱偰也承认，政府举办所得税，目的当然是在取得收入，决不能赔钱举办，如果税收少而征收经费高，政府将因得不偿失而暂缓实施那些看起来希望不大的项目。[32]
面对民间提出的各项质疑，国府均以其推行的所得税是符合当前国情的说法，作为回应与解释。面对民间酝酿中的反弹声浪，国府也稍微调整政策，宣布在实施初期，将征课范围缩小为以各级政府机关公务人员薪给报酬的所得，及中央公债利息的所得为限。其理由是这些所得均采课源法，手续较为简易，借以纾缓民气。同时，国府在各地设立机关，让国人意识到实施所得税是势所必然的情境，进行税务的全面开征作业。
国府在开办业务上采取全国开征的决策，显示国府并未接受部分学界人士提出的部分开征建议。部分开征的意见是，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可知，所得税具有若干条件，其产生地区概为都市而非乡村，往往为工业社会而非农业社会，国府应视中国各地经济的发达阶段而采用渐进方法，分区推行所得税。可作为参考的标准有：人口在10万以上之都市、具有若干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银行或其分号，或是多少已经具有工业化情形的地域(如无锡、常州、唐山、上海、天津等地)，具有上列条件之一者即可先行所得税制度。[33]学界所指出的考虑与现实环境相符，但未被财政部门采纳。推测的可能原因是，国府以先前实施营业税时，即因授权各地制定不同税率，出现邻近二地因税率差距，产生商业营运能力上的竞争与消长，曾引发商民不满的经验。若不采全面实施策略，必将出现税负逋逃的现象，对税务造成不利影响。
总之，在1936年间推行所得税的经历中，不论是法规制定或是言论陈述，不论提出者是官方或是民间，均充满学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于是，在“今日所得税非办不可”的现实压力之下，官民在实务操作上，也出现对立与妥协并存的现象。一方面高举税政改革理想，一方面也不忘满足战时财政的现实需求，为所得税进行催生。从1936年10月至12月底，财政部兴办所得税的税务人员快马加鞭，先后成立驻沪办事处、苏皖(兼辖南京市)、鲁豫(兼辖青岛、威海卫)、浙赣、湖南、陕、甘、宁、青、新、川康、滇黔、广东、湖北及福建办事处，至1937年3月，驻冀、察、平津、绥远、山西等省市办事处亦相继设置。短短半年之间，财政部在全国设置税务网，希冀在抗战时期得以发挥作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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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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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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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国府在抗战末期推行简化稽征做法，原是为了筹措不断暴涨战费的权宜措施，工商界人士认为，只要公会摊派认缴固定税款，即可免除税吏如狼似虎的查账麻烦，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同年6月30日，直接税署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各方对于简化稽征或是查账计税的意见。学界大多认为简化稽征已迹近摊派，如果公会组织健全，执行公允，尚可推行，但许多商人没有参加公会组织，简化稽征法即无法推行。......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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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至国民政府时期的60年间，近代中国的各个政权曾经数度引介西洋税制，作为突破财政困局之道。过去学术界关于国民政府推行税政改革的评价，一般定见多以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足，加上内乱外患的因素，遂至空有理想而罕有实效。从这项结果，再来观察与衡量所谓的“国民党政权”或是“国民政府时期”在税政改革中的作为，仍然具有不可抹灭的价值。......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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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央政府要求各省调查当地的厘金现况，呈报其评估实施裁厘时可能引发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获得列强同意修订税则的表示之后，在上海成立“修改进口税则委员会”，从1918年1月5日到12月20日，与14个国家先后展开谈判。1920年2月初，财政总长李思浩提出，关税自主案交涉不易，此时可先争取裁厘加税。......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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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初，各地商界因营业税税率不断调整加重，纷纷上书国府，要求制止地方政府对商界的强索。浙江省商联会呈文抱怨浙江省税率高于上海，将促使商民转赴规定税率较低的上海市进行贸易。商界也抨击各地营业税稽征人员，在调查与征收时动辄以抗税为名，转行司法机关拘传商民到案，勒迫认缴，批评营业税比厘金更为苛扰。......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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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税制度的推展，为国人带来对西洋近代租税理念的讨论。舆论认为，国府在抗战前夕致力推行直接税，固然期待其承担战时税源的使命，更应重视建立公平税制，使国民赋税得到公平分摊，同时配合实施累进课税，矫正失衡的财富分配现状。此时，直接税适足以提供战时财政所需，形成从间接税迈向直接税的新体制。李权时认为，国府推动直接税改革，人民因纳税的切身利害关系，必群起而问政，于是民权主义可以获得实现。......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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