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税收数据由于调查方式不同，经常出现误差，加上散佚情形严重，下列诸表的数据仅可作为估计及推测趋势之用。就目前粗略的数据记载，将抗战时期直接税历年收入整理为表1，战时各种税收及其所占比例整理为表2，战时各项财政收入及其所占比例整理为表3。最后，根据前面三个表的数据，可以综合整理，并且估计抗战时期直接税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列为表4。......
2023-08-10
直接税增税计划：西洋税制在中国发展
【摘要】：1940年初，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为了因应日渐繁重的业务，以及为即将改组成直接税处的机关调整预作准备，以所得税这项最受重视的直接税项目为核心，规划税政改革的方针。第二项是普遍提高与调整各类所得税的起征税率，并与过分利得税税率相互配合。财政部随即提出增税业务的报告，指出抗战进行数年来，政府为体恤人民，并未十分加重租税负担。在直接税方面，依财政部规划，可增税源包括所得税、过分利得税、印花税和遗产税。
1940年初，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为了因应日渐繁重的业务，以及为即将改组成直接税处的机关调整预作准备，以所得税这项最受重视的直接税项目为核心，规划税政改革的方针。
在这份由朱偰具名的《所得税改革计划》中，首先批评所得税开办经年，由于征税范围太小与累进程度过缓，并未达到预订的战时理财目标。所得税征收范围仅有三类，即营利事业所得、薪给报酬所得、证券存款所得，最高累进税率不过20%；比起欧美各国所得税无所不包的课税范围，税率高至75%至85%者，实无法相提并论。国府在开办所得税时，原即立意为准备战时财政，以所得税富有弹性，能随战费大小而伸缩，符合公平普遍原则，故举国上下赞成拥护。但抗战两年以来，未见政府加重税率，税收额不过3，000万元，根本看不出所得税富于理财弹性的特点。接着，朱偰提出世界上直接税的发展趋势为“从收益税趋向所得税、从客体税趋向主体税、从对物税趋向对人税、从分类所得税趋向对人税、从课源法趋向申报法、从比例征税趋向累进征税、从局部累进趋向全部累进”，必须做到适应负担能力，符合公平普遍原则。中国如果要在直接税改革中有所突破，也势必追循世界趋势，以求符合现代所得税的理想。具体办法有二：其一是应及早规划以综合所得税取代现行的分类所得税，达到负担能力决定税负的原则；其二是扩大征税范围。在现实环境中，前两项具体办法尚难突破，为了能够增加岁入，至少可以考虑开征都市土地房产所得税。[12]
这份来自财政部上层的改革计划，送达执行部门的所得税事务处之后，由处长高秉坊等人提出签呈，说明预订完成交办的具体方案，主要可分三个层次来进行：第一项是扩大征收范围，增加都市土地房产所得税和财产租赁所得税，将二者纳于单独课税的一类。同时提出，废除营利事业资本额达2，000元以上才开始课税的规定，并主张原则上官营事业应与民间同行一体纳税。第二项是普遍提高与调整各类所得税的起征税率，并与过分利得税税率相互配合。第三项是修正各类所得额的计算方法，包括：营利事业所得税改以纯益额之绝对额为税率累进标准、调整营利事业所得额之计算方法、提高免税额、增订彩金所得额之计算方法、增订财产租赁所得额之计算方法。[13]
上述对所得税的扩充规划，很明显是出于增加收入的考虑，这与国府最初推展直接税制度时，一直标榜“目的不在税收之多少，而在厉行税制之革新”的诉求，已有极大转变。[14]收入至上观念之崛起，是受到严峻的现实条件所迫，而不得不走向的必然道路。抗战前期，国府一直努力维持收支稳定，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然而，这些努力进行至1940年底时，大后方的货币容纳量已经达到饱和，物价上涨日益严重，政府在市场上投入大量货币后，所获取的资源却相对有限，财政部为财政赤字而大伤脑筋，不得不提出增税计划。
1941年4月1日，孔祥熙提出施政方案，将全国财政分成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套系统，两套系统均须接受中央的管理与监督。财政部随即提出增税业务的报告，指出抗战进行数年来，政府为体恤人民，并未十分加重租税负担。但是，岁出连年激增，1941年年度预算达75亿元，为平衡收支，此后应开发税源以增库收，同时调整国地收支，建立合理租税系统。[15]
财政部提出的三项最有希望的增税项目，包括直接税、统矿烟酒税及专卖。在直接税方面，依财政部规划，可增税源包括所得税、过分利得税、印花税和遗产税。所得税部分只要扩充课税范围，酌予提高税率，估计在1942年度收入能达8，000万元。过分利得税随工商业繁荣与企业发展程度而定，以1940年度的利得税收入与营利事业所得税作一比较，大约为1与1.5的比例。若以营利事业所得税为5，000万元，1942年度利得税估计可达6，500万元。印花税随交易频繁而呈比例增加，故在扩大稽征范围下，1942年度当可增至5，000万元。遗产税开办不久，尚难望增多，暂时估计为500万元。以上四项总计，估计在1942年度的直接税税收可达到2亿元。
同时，财政部强调，直接税系统是最有希望的新税，而税收增加程度又与征收区域大小密切相关，就目前征收区域，1942年直接税可望有2亿元的数目，如果在抗战胜利之后，全国产业发展恢复常态，税务进展顺利，则直接税税收更将大幅成长，可望达到10亿元的目标。[16]以在这项增税计划的估算中，不难明显看到财政部对直接税发展的期望。
有关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的文章
- 详细阅读
-
西洋税制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详细阅读
晚清朝野引进西洋税制，除了作为日渐增加的赔款压力的因应对策之外，外国提出的裁厘修约要求和国内展开的宪政运动，也对直接税制度的扎根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要者为营业税的观念。与之相对的营业税部分，国人预估其有丰厚税源，足以抵补裁撤厘金的税收损失，称许其推动税政改革的作用。......
2023-08-10
-
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成果详细阅读
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
西洋税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详细阅读
此项交涉成败与否，不仅攸关直接税是否能够顺利于全国境内推行，更是现代国家执行完整租税主权的表征，故不论朝野均极重视此关键问题。财政部虽已表示将秉持最大决心及坚决意志，行使完整的租税主权，但各国未予正面响应。因此，与直接税相关的各项税目，从印花税、营业税到所得税，实施历程均受到外力的强烈掣肘，政府虽然努力进行交涉，租税主权的争取总是以失败告终。......
2023-08-10
-
西洋税制在中国的发展及影响详细阅读
国府对于上述的战时财政缺陷并非毫无所知，他们在战前已不断尝试调整中国的财政体质，最主要的工具即是推动直接税制度，冀望以现代化的税制增加税收，达成建设国家目的。[8]大后方学界在抗战期间发表许多关于直接税制度与对开拓税源作用的论著，为国府推动税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于是，国人寄望国府实施直接税，发挥筹措税源的作用。......
2023-08-10
-
北洋政府时期理财与直接税理念：西洋税制在中国详细阅读
1920年代，北洋政府的财政人员在除了勠力于推动裁厘加税之外，亦不乏发表理财言论者。[37]不过，张弧担任财政总长的时间很短，无法让他的直接税改革理念得到实施的机会。财政学家杨汝梅在1923年发表一篇长文，详述世界各国的财政状况及理财原则，并且与中央政府主导的直接税论述相互应和，可将之视为本时期内的学界普遍共识。......
2023-08-10
-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利弊讨论：西洋税制在中国的发详细阅读
至于二者利弊，直接税与间接税都是人民支付给政府，只不过直接税的强制性较为明显。因此，直接税应视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与间接税互相配合。具体而言，直接税可以使税额恰与纳税能力相称，间接税可以使租税负担普遍行于社会各阶层，人人均对国家尽其纳税义务。......
2023-08-10
-
蒋中正战时指令下的直接税-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详细阅读
在抗战后期，蒋中正因直接税的问题，多次对财政部下达指令。5月29日，蒋中正命令侍从室第二处发出代电给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财政部把征收所得税及战时过分利得税、战时消费税各项现行办法及实施情形详细查报。接着，侍从室第二处全盘照录蒋中正对孔祥熙报告上的批示，在7月3日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代电给财政部。依蒋中正之意，逾于常理的过分利得，政府有权全部征收。......
2023-08-1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