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为应战局之需，预作战时财政规划，在战争尚未发生前的准备时期，以改良税制作为确立战时租税政策基础。在抗战前期执行税制改革的阶段，国府先后于1938年7月27日公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同年10月6日公布《遗产税条例》，以及在1939年12月20日公布《遗产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据此，国府在抗战时期所推动的直接税项目，包括所得、利得、营业、遗产、印花五项税目。......
2023-08-10
近代中国的战时税政规划与兴办—《西洋税制在中国发展》
【摘要】：第二项盐税，财政部以维持民食及充裕税收的双重目的，提出由公家统制办理与盐业相关的生产销售各项事宜。在举办新税方面，财政部提出举办战时消费税和战时利得税的构想。在遗产税方面，拟自1939年度起，筹办举办此税应预先进行的事项，例如调查财产、划一户名，以及办理人口登记等事务。抗战以来，人民荡析离居，税收日形短绌，财政部于是制订整理税制计划，预计在未来一年半之内继续整顿旧税，逐步举办新税。
国民参政会闭幕之后，负责拟订战时财政因应对策的两位财政部次长，1938年在7月22日联名提出一份《拟具非常时期维持旧税举办新税办法》呈送蒋中正，成为主导抗战时期的税政方针。[6]
邹琳和徐堪两人在呈文中首先指出，筹措战费的方法不外借垫、增税、发行公债和募集捐款等数种。临时借垫只能供一时周转，募集捐款因款项不多，只能略资补助，故增加税赋与募集公债实为战时重要财源。一般认为发行公债收效快速，但公债亦需有税收作为基金，因此，应该以税收为战时财政的主轴。战时各项赋税均因交通受阻与市面萧条而收入短绌，为求补救，一方面应设法维持旧税，使损失不致过巨；一方面创办新税源，以增加库收。
在维持旧税方面，财政部对现有五大国税项目，包括关税、盐税、统税、印花税和所得税，分析利弊与可行办法。第一项是关税，因战时交通阻滞而收入短绌，可以采取方法不外乎对进口物品酌量加税，或是征收战时货物消费税。第二项盐税，财政部以维持民食及充裕税收的双重目的，提出由公家统制办理与盐业相关的生产销售各项事宜。第三项统税，由于各种统税税率已经颇高，没有再增加的空间，只能采取两项方法：一是在现行征收的统税项目之外，再选择产销数量较多而且集中的货品举办统税；二是奖励厂商在内地添设分厂，使资金及税源可以分散，达到维持税收目标。第四项印花税的收入一直有限，为增加税收，可采取降低课税标准、税率一律加倍、推广课税范围和严定漏税罚则等方法。第五项是所得税，此税是世界各国在战争时期的重要财源，但中国才刚刚施行，税率轻微，收入甚少，建议应斟酌需要而增加税率，最高可达50%。除了上述五大国税外，财政部认为，田赋为中国历来最为稳定的赋税，但先前已被划归为地方收入项目，将来可考虑把田赋正税再度划归中央，以供战费之需。
在举办新税方面，财政部提出举办战时消费税和战时利得税的构想。战时消费税项目的开征计划是，不论洋货或是土货，均于水陆交通要冲或主要出产地方征收消费税一次，税率暂订值百抽五至值百抽十，纳税后通行全国。开办此税之后，应一律停征地方各省境内原有的货物产销税。至于征收地点，在通商口岸应由海关兼办，内地则由统税及印花税或烟酒税机关兼办。这项税目，其实正是国府在裁厘之后曾经拟办，但在受到商民及舆论反对之下而停议的“特种消费税”的翻版。财政部在战时体制之下重提旧议，而且把课税扩及所有的洋货及土货。财政部自承此项税收与前清厘金极为类似，只能当作战时应急的一种办法，战争结束即应立即裁撤。在举办战时利得税项目方面，由于工商各业在战争时期因物价变动、人口迁移、消费扩张、运输紧张等因素而获致巨利，故应征收战时利得税作为补充税源。此项新税可以和所得税同时并征，征税标准拟仿照美国和意大利两国制度，凡国内工商业公司的每年获利率超过8%，即为战时利得，理应课税，税率累进到50%为止。
蒋中正批示同意“维持旧税同时举办新税”构想，于是财政部根据上述原则作出具体的规划，并在12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全体委员会议(简称“中央全会”)中提出《推行战时税制充实抗战实力》的报告，经会议通过之后而成为政策。会中，财政部对于直接税相关的所得税、利得税和遗产税三大税目，个别作出推行时的政策指示。所得税方面，自开办以来，实际上均由都会城市着手，现政治重心已转移内地，应积极推进内地所得税的课征工作，将有钱出钱的原则，借设置所得税机构而普及于内地各省。同时，政府应举办经济调查及生活调查，正确明了社会经济动态及纳税人能力，作为改进税法张本，达到合理公平目的。在征收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方面，各项调查统计及有关征收的资料，饬由所得税各地稽征机关着手征集，自1939年3月起，与营利事业所得税同时开始征收，开征时并不另设机关，由各地所得税稽征机关同时稽征，税款亦由各地国家银行及邮局经收。在遗产税方面，拟自1939年度起，筹办举办此税应预先进行的事项，例如调查财产、划一户名，以及办理人口登记等事务。[7]
同时，财政部也对国民参政会提出报告，说明开战以来半年内的执行情况。其中，关于举办战时消费税方面，财政部选择分类课税品目，包括洋货137项，土货106项。在送交行政院开会审查时，因顾虑举办消费税易引起外交问题，决议暂行缓办。所得税和遗产税两项均仍处于纸上作业阶段，只有以“为平衡国民负担，节制后方营业居奇牟利”为号召的战时利得税，经过立法院审定改名为“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并在1938年10月公布，部分地区的所得税稽征机关业已着手稽征，算是已有初步成果。[8]
随后，国府通过在1939年1月28日的《第二期战时财政金融计划案》，对公众宣示战时财政的考虑。战时国库支出，因战事需要与推广后方建设而数目激增，收入则因旧税不能维持，与新税不能任意推行，呈现入不敷出。弥补方法除一部分仰赖捐款外，还须向国外筹商借款，但国外借款毕竟不可靠，战时收入须有安全持久的租税作为主干，故整理旧税与推行新税仍为国府不能放弃的工作。抗战以来，人民荡析离居，税收日形短绌，财政部于是制订整理税制计划，预计在未来一年半之内继续整顿旧税，逐步举办新税。其中，过分利得税估计年可征收300万元，对财政颇有挹注。[9]
至1940年7月，国府的税制改革已实施一年半，当局检讨不论在增加旧税或举办新税两方面均未获有显著效果。民间批评，战时一般民生艰苦，却时见后方农工商贾因战时获致厚利，奢侈消费品充斥市面，对这些人自可酌量多取，应该扩充所得税、过分利得税、印花税和卷烟税等税的范围，并加重税率，不但可以获取财源，更可节制消费，才是加强推广税制改革的正途。[10]
从1938年初至1940年中，国府提出实施战时税制改革的口号，具体做法即是如推动以所得税、利得税和遗产税为主的直接税制度，均是为政府直接向人民所得课税的措施。三税的共同目标，都是在建立赋税负担公平的良好税制，使国家主要收入渐次建立于直接税，在财政政策上贯彻实施其标举的民生主义。国府认为，直接税的征课手续较为复杂，必须由上而下努力倡导，于1940年6月1日将原来的所得税事务处，提升其行政位阶与扩大编制，成立直接税处，专责推动直接税制度。在蒋中正的主导和国府财经官员的全面配合之下，直接税得到全面拓展的契机。国人亦期望能借直接税的改革，经过抗日战火洗礼后，让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能日见密切，进而建立深厚的国家观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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