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直接税收入偏低的情况，从国府在抗战前夕推动直接税改革以来，经历了抗战时期，甚至延伸到抗战结束的复员阶段。直接税在财政上的作用深受条件的限制，未能有出色的表现；然而，战时大量出现围绕此税而发的言论，证明了它除了拥有实质收入之外，也具有财政学上的可能作用，故能受到国人的重视与讨论，进而奠定在近代中国税政史上的地位。......
2023-08-10
战时财政决策体制调整成果
【摘要】：据此，本章将探究促成税制演变的各项因素，叙述直接税在战争期间的各项决策及转变趋势。蒋中正要求财政部在非常时期均应迅予调整各项税则，俾供军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大会在7月6日至15日举行，国府将过去一年的税制紧急措施，整理成为符合法规原理的“推行战时税制案”，送到国民参政会中讨论。
在国民政府的南京时期，以党领政是其施政的原则。以财政事务而言，其最高的决策权力机关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简称“中央政治委员会”)，举凡财政政策与预算之决定，解除财务执行者之责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均拥有最后决定权。立法院不过遵照中央政治委员会所定之财政立法原则而议定法案，且不能任意变更委员会所通过之预算，仅有讨论审查之权，并无监察财政之实权。[1]
抗日战争时期，为因应战时需要，国府调整其决策机制，财政及税务的推展也笼罩在战时体制内运作。这项战时的权宜调整，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却因为接踵而来的国共内战，使得战时体制的设计理念仍然延续下来。连年战乱对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打击，影响所及，包括直接税在内的各项税制，均成为国府向社会攫取资源的手段。从全面抗战爆发到国共内战时期，财政与税制缺乏一个稳定的实施条件，无法得到良性的发展，为历来学界对于国民政府在战时财政的定论。据此，本章将探究促成税制演变的各项因素，叙述直接税在战争期间的各项决策及转变趋势。
1937年8月12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51次会议，决议把战前设立的国防会议(1936年7月)和国防委员会(1937年3月)合并为“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日作战期间，身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蒋中正，对一切党政军事项，得以命令为便宜措施。接着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1937年11月决议，暂时停止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为决行，并规定国防最高会议应设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所在地。[2]因此，由于战时体制的设计，军政领导者蒋中正被中国国民党赋予极大的权威，他在财政上的意见，也立即显示出绝对的影响力。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庞大的军需压力，立刻让蒋中正注意到财政紧张的局势。7月14日，蒋中正发电报给财政部的政务次长邹琳和常务次长徐堪，要代理部长职务的邹琳回庐山，随时会商财政大计，徐堪则留在京、沪两地，负责处理金融事务，随时报告重要事件。蒋的指示很明确，为了保证财政能成为支持战争的后盾，他要求财政部门随时汇报战时财政金融的应变措施，充分掌握规划的进展历程。根据邹琳自叙，战事初起，孔祥熙因于4月前往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由邹代行职务，孔在出发前嘱咐邹琳，“大事请示蒋委员长”。邹琳奉令到庐山，主要是为了参与在7月17日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在宣示“抗战到底”的庐山谈话会结束后，财政部即在战时机制之下，研拟财政金融措施计划，报告蒋中正，依次实施。[3]
同年8月底，蒋中正根据邹琳和徐堪的建议，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向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授权财政部得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修改税则，以应付军事紧急需要”的议案，立即得到同意。蒋中正要求财政部在非常时期均应迅予调整各项税则，俾供军需。在执行时，视战局推移而作紧急处置，必要时得以行政命令先予施行，再将办理情形呈报行政院核准追议。其中较为具体而立即可行的税目有印花税和所得税两项，理由是此二税的税制设计较富有弹性，可以随时加重税率来增加税收。[4]
国人检讨战前财政情势，认为经过数年来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各项税政改进，已使税收占岁入预算的比例显著提高，改善了中国落后的体制。1938年初，战争进入持久作战型态，为凝聚全民抗战共识，国府筹设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依照规定，政府重要施政方针，均应在实施之前提交参政会议决，但紧急情况时不受此限。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大会在7月6日至15日举行，国府将过去一年的税制紧急措施，整理成为符合法规原理的“推行战时税制案”，送到国民参政会中讨论。“推行战时税制案”提出四大计划施行的税目，包括：扩充所得税并提高税率、举办战时消费税、兴办战时利得税、筹办遗产税。国民参政会讨论后的决议是：战时消费税与战时利得税均为新兴税收，应请财政部积极施行，但是所得税应以扩充课税范围为限，不宜提高税率。[5]这份由国民参政会通过的“推行战时税制案”，成为此后办理战时税政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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