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列强提出“裁厘加税”以及关税修约的诱因下，北洋政府在1923年举行关税会议，决定裁废厘金。财政部召集苏、浙、闽、皖、赣五省裁厘会议，并于1930年12月14日宣布，自12月31日起全国一律废除厘金，并决定开办特种消费税与营业税作为抵补税源。加上各地财政部门均有权调整营业税税率，将使此税负担有随时增加的可能。根据报道，各地租界均抗拒中国政府征收营业税的措施。......
2023-08-10
实施营业税与裁厘成果的评论—西洋税制在中国的发展
【摘要】：由于营业税的成败关系到国府进行裁厘运动的评价，当代的研究者如曼素思认为，裁厘是国民政府的主要政纲，1931年后厘金税在法规上被废除，代以营业税。但是，评断国府裁厘改办营业税的得失，并不能完全从收入多寡或是中央财政控制权的角度出发。厘金的征收对象是行商，营业税则是坐贾。
抗战前夕各地方报刊的评论文章中，可以轻易找到许多各地对营业税的批评。例如，1934年1月22日的《包头日报》，记载包头商家以营业税苛重，联合歇业，在门上高悬一纸：“本号因营业税征收苛重，无力缴纳，股东与经理等研商再三，不得已宣告歇业，待机重张。”同年6月24日的《徽州日报》，记录安徽祁门因营业税局征收员之迫征行凶，曾激起全城罢市以反抗之举。同年10月20日的《南宁民国日报》，评论厦门商人纷纷加入外籍，以求逃避营业税征收。甚至到了1935年4月8日的《苏报》，也还在报道江都因为有一位经办营业税的胥吏宋毅，在办税时敲诈商家，激成全城罢市。参与罢市的各商家在店门口张挂标语：“营业税局强暴胁迫，逮捕店员拘押入狱”“宋毅不去，誓不甘服”。[47]从上述报道看来，国府在1931年因裁撤厘金而允许地方经办营业税之后，税吏的苛扰依旧，商民的逃漏依旧。对人民的感受而言，不论是厘金或是营业税，似乎只是“从火中跳到热水里”，二者之间的差异程度实在不大。
营业税实施之后弊端百出，评论分析国府从裁厘到实施营业税的历程时，不免认为，当时因国内外情势所迫，厘金非裁不可，且因中原大战之后，各省稍减军阀气焰而宣告成功；但是，厘金抵补和其他附加征收的杂捐，仍让国府大伤脑筋。依照法定程序，地方政府要等到新创设的营业税开征后，才能获得抵补，在时间上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营业税法规定所能课取的征课项目，远较厘金少，新税所得不足以偿旧税所失。中央政府既然不能照顾，各省当然自谋出路，于是变相厘金层出不穷。国民政府追求已久的统一财政，结果不过是多设立了几个财政部直辖的税局，摧残有限的资源，国与民交受其困。[48]由此观之，国府裁厘而由地方改办营业税，似乎是一项得不偿失之举。
当时的报章报道可能因为攸关商家利益，呈现出一面倒式的情绪性批评。由于营业税的成败关系到国府进行裁厘运动的评价，当代的研究者如曼素思(Susan Mann)认为，裁厘是国民政府的主要政纲，1931年后厘金税在法规上被废除，代以营业税。然而，许多地方只把旧的厘金局改为“落地税局”，而当政府试图取消牙行体系时，地方上的旧体制即包税人制度却再度重现。因此，国民政府领导人要发展出新政府体制，建立新税，即地方得到田赋和营业税，中央则是关税和盐税。但在地方各行其是的情况下，国府由西洋模式找寻个人所得收益作为税源的措施，结果加重了较为贫困的纳税人的负担。[49]张连红以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角度，认为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该年9月裁厘，到1931年1月1日真正实施，其间经过三年有余，用心不可谓不苦，计划不可谓不周；裁厘之后，中央也曾给有关省份以相当补助。但有些省份仍不顾中央严令，开征变相厘金，主要症结点就在于中央对这些省份未能真正控制。地方政府为维持军政各费开支，开征变相厘金以保持相对独立，显示出南京政府未能真正统一全国财政的事实。[50]
不过，当时国府的对手日本，并不认为国府的中央权力不强，相反地，日本认为此时期国府的统治力，透过税政改革的活动快速加强，深感备受威胁。理由是根据国府在1936年底来自二十一省二市的报告，自第二次财政会议结束以后数年间，陆续废除苛捐杂税，计6，304种，税额5，800万元；同时又废除田赋附加税300余种，税额3，100万元，国府拨付全部的烟酒营业许可税，再加上四成印花税，作为财源补充。因此，和北京政府相比，国民政府透过财政手段已经加强其在地方的统制能力，尤其是在经历“围剿”共产党战事之后，这种强化成为事实，令地方税政的整理可以成功达成。[51]
总体而言，抗战前夕国民政府进行裁厘运动，地方上实施营业税的改革历程，确实出现各种税政苛扰和地方争夺财源的现象。但是，评断国府裁厘改办营业税的得失，并不能完全从收入多寡或是中央财政控制权的角度出发。过去论著在讨论裁厘运动或是厘金税时，均未触及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营业税取代厘金的历程，伴随着对于税负征收对象的改变。厘金的征收对象是行商，营业税则是坐贾。过去厘金的收入多，那是因为税负层层转嫁给消费者，这也是其一直饱受批评的主要原因。实施营业税之后，虽然仍被视为“其性质非征取于营利之营业税，乃为转嫁于消费者之贩卖税(sales tax)”，但是，毕竟在财政理论及税制设计上，营业税的课征以其现利为客体，直接归诸营利者负担。此与清季以来的厘金制度相较之下，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能将之等量齐观。[52]由是观之，国府裁撤厘金而推动营业税，在建立现代赋税观念与制度兴革方面，实在具有相当深远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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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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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税制在中国近代发展：报纸评论详细阅读
《美报论中国裁厘问题》，《申报》，1920年3月20日。《财政部关于免厘加税之提案》，《申报》，1922年9月8日。《财部催办所得税之通令》，《申报》，1920年9月16日。《国民承认所得税当要求以裁厘为交换条件》，《申报》，1920年10月6日。《顺直省议会反对所得税》，《申报》，1920年11月11日。《学生总会反对所得税函》，《申报》，1921年4月13日。《总商会会董审查所得税报告》，《申报》，1920年11月1日。......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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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税制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详细阅读
晚清朝野引进西洋税制，除了作为日渐增加的赔款压力的因应对策之外，外国提出的裁厘修约要求和国内展开的宪政运动，也对直接税制度的扎根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要者为营业税的观念。与之相对的营业税部分，国人预估其有丰厚税源，足以抵补裁撤厘金的税收损失，称许其推动税政改革的作用。......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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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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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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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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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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