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各地商界因营业税税率不断调整加重,纷纷上书国府,要求制止地方政府对商界的强索。浙江省商联会呈文抱怨浙江省税率高于上海,将促使商民转赴规定税率较低的上海市进行贸易。商界也抨击各地营业税稽征人员,在调查与征收时动辄以抗税为名,转行司法机关拘传商民到案,勒迫认缴,批评营业税比厘金更为苛扰。......
2023-08-10
参与第二次财政会议的各方代表对营业税问题做出决议,把各项与修订营业税有关的议案和审查意见,一并汇呈行政院,转咨立法院作为修正营业税法案时的参考。舆论认为,财政部好不容易又召集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却把责任推给立法院,这种决议颇不能令人满意。地方政府开办营业税时,一方面要增加税入,一方面又要体恤商艰,二者显有矛盾,顾此失彼而势难两全。厘金虽裁,废除苛捐杂税之议既起,势必再借营业税作为抵补,结果是苛捐杂税未必尽废,营业税负担却随时有增加可能。因此,国府应该就征税范围和征税办法,设法改善营业税。如果把话说得更为具体而明白,就是千家驹所指出的,召开此次会议目的在整理地方财政,重点是减轻田赋附加税与苛捐杂税,但与会者却绝口未提及占中国财政支出最重要的裁减军费课题,认为这是“怵于十七年编遣会议之往事,心欲言而恐力不逮”的表现。[40]先前,宋子文在1928年召开的第一次财政会议闭幕时曾经说过,国内军政领袖已经知道要供给庞大经费,实是力有不逮,若裁兵有望,财政问题也能迎刃而解。结果,不但裁军未成,还因此引起中原大战,中国的财政重担依旧如故。如果说宋子文在1928年时,曾经认真地面对中国财政的病灶,此次会议则完全采取规避态度,根本无法真正解决中国财政问题。舆论质疑第二次财政会议并未提出改革税政的具体方案,是一个“议而不决”的会议。
面对民间的批评,国府立即在1934年6月25日发布《废除苛捐杂税令》,表示政府真有改革决心与实际作为。在《废除苛捐杂税令》和随后议定的四条整理地方财政办法中,财政部宣布,地方税若有符合下列六项原则之一者,即为不合法之捐税范围:妨害社会公共利益、妨害中央收入来源、复税、妨害交通、因本地利益而对其他地方之输入为不公平之课税、各地方物品通过税,这六种不合法捐税必须在1934年7月至12月底前一律废止。接着,财政部规定,各省市在开征合法税捐前,应依据法律或法令,将税捐名称、用途、税率、征收概数及征收年月,列表项目报财政部核定,已实施税捐与法律有抵触时,财政部得随时制止撤销。
财政部设立捐税整理会,并在各省政府设监理委员会,督促裁废工作。此外,国府兴办的财政要务,还有下列数项:举办1934年土地陈报,作为整理田赋的初步方法;以审核省县预算,作为整理地方财政的入手步骤;创办所得税与遗产税,树立直接税的基础。以上数端,被视为是“自有财政部以来,有自建现代税制企图”的表现。[41]
从第二次财政会议结束到1936年间,国府对于地方废除苛杂的税源减收,以整理田赋和提拨印花税作为补充,让此活动顺利进行。总计废除田赋附加税超过300种,苛捐杂税约7,000种。在财政部的努力协调之下,各省政府也体认到,为了获取充裕税收,必须对营业税的征收工作稍作调整,贯彻“就业征收”的原则。在物品贩卖及制造各业征收营业税时,须以设有一定的营业场所及制造场所为先决条件,不能再以货物为对象,征收类似厘金的营业税。同时,地方政府也逐步取消原先指派商会协征代缴、招商包办,或是同业摊派的办法。孔祥熙事后回忆此期间进行废除苛杂的努力过程,认为国府提供部分税收,以贴补地方放弃财源的损失,不但减轻人民负担,更是中国财政体系迈向中央化的最大转机,成为日后准备战时财政的基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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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据此,本书撷取近代中国财税发展的两项运动——直接税运动与裁厘运动,透过探讨二者的个别活动与相互影响,呈现近代中国进行税政改革的趋势。执政者运用西洋税制参与中国本土的裁厘运动,俾以改良税政体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主政时期,上述以“直接税”为名的各项西洋税制,不断成为其推展简化税目改革的工具,并且借以达到收缩地方财税权力的目标。......
2023-08-10
不过,在军务倥偬时刻,召开全国经济会议的提案不被列为急务而暂时搁置。至于国外输入货品,则可以仿照各国通例,除了征课进口税外,若有与本国相同物品,仍可课以消费税,此议即成为日后国府兴办特种消费税的立论基础。......
2023-08-10
简言之,国府在抗战末期推行简化稽征做法,原是为了筹措不断暴涨战费的权宜措施,工商界人士认为,只要公会摊派认缴固定税款,即可免除税吏如狼似虎的查账麻烦,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同年6月30日,直接税署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各方对于简化稽征或是查账计税的意见。学界大多认为简化稽征已迹近摊派,如果公会组织健全,执行公允,尚可推行,但许多商人没有参加公会组织,简化稽征法即无法推行。......
2023-08-10
由于各项税收均未能及时征解,又受到物价波动的削弱,失去约束通货膨胀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于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继于次月召开全国税务会议,以统一税目为目标,把税法有关工商业税者,修改合并为营业税和所得税,后又以两税的纳税人都是工商业者,定名为工商业税。从1950年至1955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修改税则的方式,保留国府时期征收工商业税的做法,沿用了部分直接税的税目。......
2023-08-10
如前所述,裁厘令实施后,国府立即收到各地要求中央补助的告穷电文。但是,为了表示重视张学良的地位,宋子文允诺将东三省地区的统税及消费税交给张学良支配,连同筹议在未来由省方办理的营业税,应可应付所需。例如,江西、湖北等省,补助款成为地方主要财源。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开办营业税,但对其拟订的税则具有监督权,成为国府应付地方政府需索时的制式回答。......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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