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本书撷取近代中国财税发展的两项运动——直接税运动与裁厘运动,透过探讨二者的个别活动与相互影响,呈现近代中国进行税政改革的趋势。执政者运用西洋税制参与中国本土的裁厘运动,俾以改良税政体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主政时期,上述以“直接税”为名的各项西洋税制,不断成为其推展简化税目改革的工具,并且借以达到收缩地方财税权力的目标。......
2023-08-10
国府推行营业税的时机,恰在世界经济不景气浪潮袭卷至中国之际。不久,又发生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商业活动受到国际经济趋势低迷与国内时局动荡不安的双重影响,各地征收营业税的成绩不佳,地方政府为谋增加财源,遂以调高税率为因应之道。
1932年初,各地商界因营业税税率不断调整加重,纷纷上书国府,要求制止地方政府对商界的强索。例如,浙江省商业联合会因浙江省政府在1932年修订营业税章程时大幅提高税率,联合呈文给行政院,陈述工商业界在1930年代因内忧外患的困境,已是商市凋敝,此次浙省新颁修正章程,个别行业的增税幅度从四到九倍不等,平均增至五倍以上,恐怕业者只有倒闭一途。政府原想提高税率以增加收入的打算将完全落空,结果是官民两败俱伤。商界也抱怨,裁厘加税原来是中国国民党在宣传时的一大德政,政府在创始营业税时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只以此税作为抵补裁厘损失,此外决不增重人民负担,现在却无法履行政策。商界不满的情绪,可谓溢于言表。[21]
地方政府利用修订税则的方式而实施增加税率,相关报道不断出现。例如,1932年5月间,浙江省兰溪县商会批评,营业税施行仅届一年后即突增十倍税率。1934年间,江苏省商联会也提出报告,以江苏省在1931年的营业税一般税率为千分之二,米粮仅收千分之一,至1934年改为三级制,最低数额较原定增加一倍。各地商界呼吁地方政府体恤民情,回归到营业税初办时的规定税率征税,不应肆行增加税率。[22]
由于各地商业活动程度不一,在商业不甚发达的城市,营业税的稽征成本过大,未必符合经济效益。以江苏省为例,1931年度的税收约十余万元,只勉强抵足征收时的开支。地方政府的解释是,江苏地区的商业均集中于南京与上海,京、沪两地均划为特别市,作为地方税的营业税收入不属于省政府所有,收入情况不佳。江苏省被认为是商业活动较发达的区域,尚且有此问题,其他地区更不遑多论。[23]
同时,各地制订的营业税率不一,即在邻省间的同一种行业,税率也未必相同,这对税率高的地区的工商活动产生不利影响。根据1936年各地的营业税税率表,上海市征收千分之一、二、三的三级税率,但与上海邻近的地区,如江苏、浙江等省按营业总收入额征收千分之五、八、十的三级税率,南京市则征收千分之二、五、六、十的四级税率。浙江省商联会呈文抱怨浙江省税率高于上海,将促使商民转赴规定税率较低的上海市进行贸易。商界指出,地方政府如果无限制增加税率,只会造成商民外逃,反而无法取得税收,抗拒其加税企图。[24]
各省政府自行调高税率的活动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工商业界开始出现怀念过去一向为人诟病的厘金制度的评论。商界也抨击各地营业税稽征人员,在调查与征收时动辄以抗税为名,转行司法机关拘传商民到案,勒迫认缴,批评营业税比厘金更为苛扰。[25]上述批评,颇大的成分是出于商民感到其利益受损的情绪使然。这是因为,厘金征收统捐以货物为标的,而不是以商店为单位,商人在分贩货物期间,可与其他商家订定分运办法,由甲可以移转于乙,由乙可以移转于丙,运销期间分别转移负担。至实施营业税之后,则完全由同一家商店来直接负担税负,自然倍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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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书撷取近代中国财税发展的两项运动——直接税运动与裁厘运动,透过探讨二者的个别活动与相互影响,呈现近代中国进行税政改革的趋势。执政者运用西洋税制参与中国本土的裁厘运动,俾以改良税政体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主政时期,上述以“直接税”为名的各项西洋税制,不断成为其推展简化税目改革的工具,并且借以达到收缩地方财税权力的目标。......
2023-08-10
不过,在军务倥偬时刻,召开全国经济会议的提案不被列为急务而暂时搁置。至于国外输入货品,则可以仿照各国通例,除了征课进口税外,若有与本国相同物品,仍可课以消费税,此议即成为日后国府兴办特种消费税的立论基础。......
2023-08-10
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参与第二次财政会议的各方代表对营业税问题做出决议,把各项与修订营业税有关的议案和审查意见,一并汇呈行政院,转咨立法院作为修正营业税法案时的参考。因此,国府应该就征税范围和征税办法,设法改善营业税。舆论质疑第二次财政会议并未提出改革税政的具体方案,是一个“议而不决”的会议。以上数端,被视为是“自有财政部以来,有自建现代税制企图”的表现。......
2023-08-10
简言之,国府在抗战末期推行简化稽征做法,原是为了筹措不断暴涨战费的权宜措施,工商界人士认为,只要公会摊派认缴固定税款,即可免除税吏如狼似虎的查账麻烦,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同年6月30日,直接税署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各方对于简化稽征或是查账计税的意见。学界大多认为简化稽征已迹近摊派,如果公会组织健全,执行公允,尚可推行,但许多商人没有参加公会组织,简化稽征法即无法推行。......
2023-08-10
由于各项税收均未能及时征解,又受到物价波动的削弱,失去约束通货膨胀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于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继于次月召开全国税务会议,以统一税目为目标,把税法有关工商业税者,修改合并为营业税和所得税,后又以两税的纳税人都是工商业者,定名为工商业税。从1950年至1955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修改税则的方式,保留国府时期征收工商业税的做法,沿用了部分直接税的税目。......
2023-08-10
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首先,中央政府要求各省调查当地的厘金现况,呈报其评估实施裁厘时可能引发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获得列强同意修订税则的表示之后,在上海成立“修改进口税则委员会”,从1918年1月5日到12月20日,与14个国家先后展开谈判。1920年2月初,财政总长李思浩提出,关税自主案交涉不易,此时可先争取裁厘加税。......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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