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强调直接税制度具有开创合理税制的作用，经由广泛实施直接税，将可顺利解决传统赋税负担不公的现象，成为国府争取民众支持进行税政改革的重要依据。由于当时所得税是直接税的唯一代表，孔祥熙也据此类推，确信直接税制度具备了赋税制度所有的优点。直接税在抗战期间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虽颇有大幅成长，却受限于后方经济条件不足，以致无法取代长期备受倚重的间接税。......
2023-08-10
国府增加地方税源：西洋税制近代中国发展
【摘要】：如前所述，裁厘令实施后，国府立即收到各地要求中央补助的告穷电文。但是，为了表示重视张学良的地位，宋子文允诺将东三省地区的统税及消费税交给张学良支配，连同筹议在未来由省方办理的营业税，应可应付所需。例如，江西、湖北等省，补助款成为地方主要财源。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开办营业税，但对其拟订的税则具有监督权，成为国府应付地方政府需索时的制式回答。
如前所述，裁厘令实施后，国府立即收到各地要求中央补助的告穷电文。因此，国府在裁厘之后所必须处理的财政问题，除了抵补因为裁厘而减少的税源之外，还要设法增加岁入，俾以应付地方的经费需求。
对于地方财源的支用部分，国府的决策是一方面由国库给予补贴，一方面允许开办营业税，以资挹注。在国库补贴部分，财政部的做法是，依据各地厘金原额及财政情况，拨给厘金原额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补助款。举例而言，1931年1月初，张学良提出东三省因裁厘而损失岁入估计年约1，000万元，河北及山西省则年约1，300万至1，400万元，他要求财政部长在各项抵补税目尚未能收效之前，分期由关税项下拨补。宋子文在回复张学良电文中提到，1931年初各省的补贴数目：安徽厘金月收额30万，津贴10万；江西25万，月贴10万；湖北100万，月贴30万；湖南40万，月贴10万；广东毫洋80万，月贴毫洋25万；山东60万，月贴20万。宋子文认为，以湖北为厘金盛行之地，月收100万元，政府也只能补贴三分之一；张学良提出一年2000多万元的巨额，五省分摊平均每月每省约40万元的补贴要求，东三省及冀、晋二省的厘金收入绝对没有张学良说得那么多，因此以“非但中央财政支绌，力有不及”和“苟各省或有援请，即无办法应付”的双重理由加以婉拒。但是，为了表示重视张学良的地位，宋子文允诺将东三省地区的统税及消费税交给张学良支配，连同筹议在未来由省方办理的营业税，应可应付所需。[10]
面临裁厘之后的财政困难，不少省份仰赖国府的补助款作为挹注。例如，江西、湖北等省，补助款成为地方主要财源。由于原本通过的特种消费税在后来决定免办，地方政府所能得到的税源只剩下营业税。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开办营业税，但对其拟订的税则具有监督权，成为国府应付地方政府需索时的制式回答。部分地区为争取额外收入，试图开征不被允许的特种消费税。例如，绥远省以“所拟征收特税连同各项税收仅能抵足政费，至驻军三师之给养饷糈尚分毫无着，实苦无法维持，若再将拟办之特税收入取消，则政费亦感不敷”，要求开征特种消费税。国府答以“中央裁厘会议不准举办特种消费税”“裁撤厘金，既经依限实施，各地方之营业税自必依照裁厘会议原案随同举办，绥省裁厘后各项经费不敷，自应以征起营业税拨补，以资维持”，批驳开征的要求。[11]
由于国府未能全力提供地方财源，随后陆续出现一些地方政府根本不向中央政府提出报告，即自行开征税收的事例，以致时有变相厘金的报道。例如，1931年初，安徽省府通过征收“出口米照价每石六角，杂粮每石三角”的税目，并在各地设立许多卡局，而且还不发给收据，令船户出具自愿纳费切结书，被批评为“显系违反裁厘明令，无异变相厘金”。同年5月间，河北省政府以“业奉张副司令电商财政部允予照办”为由，开征特种产销税，也被指其“扰民程度过于厘金，苛细甚于牙税”，引起商民强烈反对。1932年中，江苏省政府发布命令，决定于7月1日起举办特种营业税。地方商会以其“征收方法系就水陆输运道路扼要设处，对于丝、蚕、油、豆、茶、棉、竹木等类直接征税”，税率定为千分之二十，认为这是“避厘卡之名，收厘金之实，而其所定税率又重于厘金二十倍”的苛征暴敛。1934年间，贵州省政府的岁入项目中还有“百货护商费”，对中央报告：“百货护商费，原系委托厘局代征，至民国二十年四月，黔省遵奉中央明令，裁撤厘税，始收回，由各饷捐分局代为征收，以维军食。一俟中央协款有着，即行裁撤。”[12]由上述林林总总的报道可知，裁厘虽已历时三年，地方仍时有收税之举。
各地一直出现各式变相厘金的税目，导致厘金是否真正退出历史，成为当时及日后备受讨论的话题。有的论著认为，在名目上，厘金一词的确从各省的税目上消失。例如，杨格引述美国公使在1934年1月的报告，认为在国民政府控制区内，裁厘之举几乎已经完成；何烈则以故老相传，指称厘金制度虽在1931年正式废止，各地军队仍偶有私设厘卡之事，惟数年之后终于绝迹。但是，层出不穷的地方自行收税事实，令马寅初撰文指出：中央虽有监督地方财政之权，各省政府却鲜有遵守，以致厘金旧制仍存；任职于国府财政部的翁之镛也认为，原赖厘金为大宗收入的各级地方政府，将税名改头换面，或称产销税，或称特种营业税，继续收税活动。至抗战时期，统税收入大减，国府决意征收货物税，类似厘金的税政体制再度复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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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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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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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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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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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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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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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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