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各地商界因营业税税率不断调整加重，纷纷上书国府，要求制止地方政府对商界的强索。浙江省商联会呈文抱怨浙江省税率高于上海，将促使商民转赴规定税率较低的上海市进行贸易。商界也抨击各地营业税稽征人员，在调查与征收时动辄以抗税为名，转行司法机关拘传商民到案，勒迫认缴，批评营业税比厘金更为苛扰。......
2023-08-10
西洋税制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不过，在军务倥偬时刻，召开全国经济会议的提案不被列为急务而暂时搁置。至于国外输入货品，则可以仿照各国通例，除了征课进口税外，若有与本国相同物品，仍可课以消费税，此议即成为日后国府兴办特种消费税的立论基础。
国民政府于1928年1月底，提出召开全国经济会议的提案。在提案中，国府首先回顾北伐以来的国内情势变化：
自国民革命军去岁兴师北伐以来，原以国利民福为职志，不数月间全国响应，由两广而两湖而闽赣皖而江浙，转瞬底定东南矣。乃国军所至之地，共产党假借国民党名义到处制造工潮、制造农潮，工要增资减时，农要免租占田，不厌所欲，则威胁百出，暴民气焰甚张，主东吞声莫诉，遂致巨室远扬，中人破产，工商歇业。物竭价腾，生活愈高，失业愈众，有产固被其祸，无产亦同其害。[11]
国府在北伐即将成功之际，摆脱联俄容共时期的革命色彩，将革命过程的脱序责任，转嫁给中国共产党承担，借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国府同时也采纳商民协会在1927年提出召开全国经济会议的意见，网罗各方代表及全国经济专家，讨论中国经济状况，项目包括土地、资本、生产、消费、劳力与贸易事务的规划。
不过，在军务倥偬时刻，召开全国经济会议的提案不被列为急务而暂时搁置。直到1928年4月底，北伐军事行动快速进展，全国统一指日可待，战争结束即须进入训政时期，兴办国家庶政。为了筹划北伐完成之后的国家建设与财政配合事务，全国经济会议的提案才又被提上议程。国府命令财政部召集各省财政长官举行全国经济会议，筹划中的主要事项，包括编列中央政府的机关费与事业费预算、划分国家与地方税目、征解地方缴送中央税款等事项，任务目标设定在中央与地方各省的收支，能够在预算上取得平衡，不致有亏欠挪移之弊，进而树立健全的财政基础。[12]
财政部奉令筹办会议，宋子文在6月15日致电各地财政官员，要求提供当地财政资料，分由中央税款及地方收入两大项目编列最近收支实况及预算，作为召开会议时的参考。同时，宋子文为了将军事期间的特殊财政尽早恢复平常状态，要求除了中央政府直辖的军费，经中央军事委员会核准后，得由中央税款拨付之外，其余地方政府若财政收入不足者由财政部协助，有余者须报部报解，使各省负担平均，为统一全国财政与裁减军备预作筹备。[13]
1928年6月20日至30日，国府召开全国经济会议，有关机关及社团代表与金融领袖汇聚一堂，讨论关于裁兵、统一财政及实行裁厘等三大问题。会中检讨民国以来的财政乱象，国家收支预算只有在1914年、1916年、1919年举行过三次，且仅为虚文而毫无实效。在税制现实上，不仅国税与省税的税目划分不清，苛捐杂税与协饷截留层出不穷，重要税入大宗的关税与盐税权又操之于外人。如果说过去的财政问题可归咎于军阀割据，但在北伐之后，国府必须负起整理财政的责任，应付财政需求与困境。[14]关于厘金问题，在6月28日通过《改办特种消费税以裁撤国内通过税》的议案，其中，曾任湖北省财政厅长且具有经办税务经验的贾士毅，其意见获得当局的青睐。贾士毅主要的建议是，欲使中国达到关税完全自主，最简单的方式是对外的货物课以关税，对内的货物课以消费税。不过，由于关税向受外国税员掌控，国府可以选择特殊物品改办内地消费税，抵补裁厘的损失。至于国外输入货品，则可以仿照各国通例，除了征课进口税外，若有与本国相同物品，仍可课以消费税，此议即成为日后国府兴办特种消费税的立论基础。[15]
全国经济会议热烈召开，众人对于各项议案充满期望，认为军政时期可望在北伐完成立即结束，届时即可裁减军费，移于国家建设之用。会议闭幕时，宋子文很乐观地发表他的感言：
此次会议有一个很大的效果，就是各军事领袖大家能确实知道财政部收入的确数，并且知道要供给如许军费，实在力有不及，所以，对于裁兵就有希望，裁兵真能实行，人民自然得到许多好处，便是财政问题也能迎刃而解，努力从事于建设的工作。[16]
会后，为了落实及解决在全国经济会议上所提出的各项财政问题，国府决定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再作具体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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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书撷取近代中国财税发展的两项运动——直接税运动与裁厘运动，透过探讨二者的个别活动与相互影响，呈现近代中国进行税政改革的趋势。执政者运用西洋税制参与中国本土的裁厘运动，俾以改良税政体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主政时期，上述以“直接税”为名的各项西洋税制，不断成为其推展简化税目改革的工具，并且借以达到收缩地方财税权力的目标。......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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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税制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详细阅读
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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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税制对近代中国的简化详细阅读
简言之，国府在抗战末期推行简化稽征做法，原是为了筹措不断暴涨战费的权宜措施，工商界人士认为，只要公会摊派认缴固定税款，即可免除税吏如狼似虎的查账麻烦，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同年6月30日，直接税署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各方对于简化稽征或是查账计税的意见。学界大多认为简化稽征已迹近摊派，如果公会组织健全，执行公允，尚可推行，但许多商人没有参加公会组织，简化稽征法即无法推行。......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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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地方税制对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详细阅读
参与第二次财政会议的各方代表对营业税问题做出决议，把各项与修订营业税有关的议案和审查意见，一并汇呈行政院，转咨立法院作为修正营业税法案时的参考。因此，国府应该就征税范围和征税办法，设法改善营业税。舆论质疑第二次财政会议并未提出改革税政的具体方案，是一个“议而不决”的会议。以上数端，被视为是“自有财政部以来，有自建现代税制企图”的表现。......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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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税制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详细阅读
晚清朝野引进西洋税制，除了作为日渐增加的赔款压力的因应对策之外，外国提出的裁厘修约要求和国内展开的宪政运动，也对直接税制度的扎根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要者为营业税的观念。与之相对的营业税部分，国人预估其有丰厚税源，足以抵补裁撤厘金的税收损失，称许其推动税政改革的作用。......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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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税制的发展及近代中国的税制变化详细阅读
由于各项税收均未能及时征解，又受到物价波动的削弱，失去约束通货膨胀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于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继于次月召开全国税务会议，以统一税目为目标，把税法有关工商业税者，修改合并为营业税和所得税，后又以两税的纳税人都是工商业者，定名为工商业税。从1950年至1955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修改税则的方式，保留国府时期征收工商业税的做法，沿用了部分直接税的税目。......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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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税制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影响详细阅读
裁厘令下同时，国府也宣布根据国际平等通则，实施关税自主，对进口货物另订税则，对国内出口货品则征收出厂税。本案在提出之后，论者即提醒南京国府必须注意对外交涉问题，不是自行宣布就能贸然成事。过去列强所主张的裁厘加税，有它的适用范围和税率限制，与国府要求的关税自主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裁厘加税与关税自主课题，涉及国家收支调整与民力支应问题，必须从长计议。......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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