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为了因应日渐繁重的业务，以及为即将改组成直接税处的机关调整预作准备，以所得税这项最受重视的直接税项目为核心，规划税政改革的方针。第二项是普遍提高与调整各类所得税的起征税率，并与过分利得税税率相互配合。财政部随即提出增税业务的报告，指出抗战进行数年来，政府为体恤人民，并未十分加重租税负担。在直接税方面，依财政部规划，可增税源包括所得税、过分利得税、印花税和遗产税。......
2023-08-10
北洋政府时期理财与直接税理念：西洋税制在中国的发展
【摘要】：1920年代，北洋政府的财政人员在除了勠力于推动裁厘加税之外，亦不乏发表理财言论者。[37]不过，张弧担任财政总长的时间很短，无法让他的直接税改革理念得到实施的机会。财政学家杨汝梅在1923年发表一篇长文，详述世界各国的财政状况及理财原则，并且与中央政府主导的直接税论述相互应和，可将之视为本时期内的学界普遍共识。
1920年代，北洋政府的财政人员在除了勠力于推动裁厘加税之外，亦不乏发表理财言论者。在军阀混战、政权快速更迭而朝不保夕的现实环境之下，奢言财政改革，并不具有政策的指标作用，毋宁说它是衰颓政权的无病呻吟。不过，这些财政规划的纸上作业，倒不失为一个用来观察“当时国人认为中国应该具有何种形态的财政体系”的良好视角。
1922年初，担任财政总长的张弧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发表演讲，席间大力推介直接税，认为国人习于行之久远的间接税恶税(如厘金、盐税及牙税当税)而无力废止，却对明知其为良税的直接税新税(如印花税、所得税、营业税、登录税、遗产税)保守迟疑，始终未能实行或扩充。民国建政以来，由于国用浩繁，往往增加间接税的税目与税率，以图增加国家收入，然此项负担多及于一般平民，虽然普及，但并不公平。国家税额愈增，小民负担愈重，于是先进国家渐谋增加直接税以代之，故主张应以直接税改革中国租税的弊害，作为民国理财者“应负改良之责任”。[37]不过，张弧担任财政总长的时间很短，无法让他的直接税改革理念得到实施的机会。
引述世界财政理念作为改革立论者，当然不是政府财政人员的专利，更是学者擅长的领域。财政学家杨汝梅在1923年发表一篇长文，详述世界各国的财政状况及理财原则，并且与中央政府主导的直接税论述相互应和，可将之视为本时期内的学界普遍共识。杨汝梅认为，合宜的租税制度能供给国家政费，更具有调剂社会不平均的剩余价值，作用不容偏废。过去俄国在共产革命时，曾因偏重官业主义而废除租税制度，不久之后又改行新经济政策，租税制度再度复活。因此，租税制度应将旧法之不合时宜者斟酌改革，以应时代要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国租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各国战后财政穷迫，势必向具有负担能力的有产阶级谋求收入，于是直接税大增，而间接税占其岁入比率，从战前的十分之七下降到战后的十分之四，变化不可谓不大。欧美各国的直接税名目繁多，其中所得税乃是政府计算个人纯所得作为课税标准，使税制从推估粗疏而精密详实，已渐取得税制中坚的地位。[38]
当然，学理上的论述，仍有待现实中的检验。早在1920年7月，财政部设置所得税筹备处，筹划开征所得税，立即引起民间的反对，提出若要开征所得税，须先裁撤厘金作为先决条件。直到1922年1月6日，北洋政府颁布《所得税条例施行细则》及《所得税分别先后征收税目》两项文件，下令开征所得税，民间再度抗议厘金未废又征所得税，各地活动不断，政府不得不停止开征作业。[39]
经过1922年下半年的直奉战争及延续至次年的派系竞逐，1923年12月10日，财政总长王克敏为国家经费支绌问题，紧急召开临时财政会议，会中竟未讨论迩来公认为完善税法的直接税。王克敏说明财政艰窘的情况，中央政府由于各省长期扣留协款，无从筹措军政费用，只有举债度日，累计至1922年底，所欠内外债款已达20余亿元。整理财政办法不外清理债务、促成关税会议使二五附加税可以实现、整理盐余及划清中央与地方收支等四项。[40]
王克敏召开临时财政会议之前，财政部先在1923年8月成立财政整理委员会，进行理财工作的规划。王克敏在此次会议中所提理财办法，就是委员会的共同结论。这四项办法，除了第二项借由关税会议，得到增加关税的收入外，其余如第一项的整理债务及第三项整理盐余，以中央无力的现实条件，只能继续维持现状。至于第四项划分中央与地方收支，更须与地方军政大员协商，弱势的中央欲与强势的地方争夺资源，结果不言而喻。这次临时财政会议只召开了一天就草草了事，舆论批评其迹近于“儿戏”，并且提出建议：如果中央政府具有自信而又有魄力，应该召集各省督军或省长来京开会，根据宪法规定，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应留地方者归地方使用，应解中央者归中央支配，中央不得提用地方之款，地方亦不得截留中央之税，待基础稳固之后，中央始以量入为出而制定预算，各省应奉行中央预算规范，不得有违法行动。[41]
王克敏任内无从解决的财政问题，至其下台之际，财政困境依旧存在。到了1924年4月，颜惠庆接下这个烫手山芋，提出一份呈文，说明财政难题，指陈中国财政紊乱已达极点，中央政府无力管辖诸省，前清旧制的专款与民初新制的解款均完全停止缴交中央，政军费用却日益膨胀，国民负担有增无减。在民穷财尽的现实之下，完全不可能再由国内榨取财源，唯一的希望即为对外交涉增加关税之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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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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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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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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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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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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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府对于上述的战时财政缺陷并非毫无所知，他们在战前已不断尝试调整中国的财政体质，最主要的工具即是推动直接税制度，冀望以现代化的税制增加税收，达成建设国家目的。[8]大后方学界在抗战期间发表许多关于直接税制度与对开拓税源作用的论著，为国府推动税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于是，国人寄望国府实施直接税，发挥筹措税源的作用。......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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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北洋时期由于各地军阀割据，地方形成财政独立之势。政变连年不绝，中央号令不行，而政府更迭的主要原因即是出于财政困窘。[10]1923年间，财政整理委员会会长颜惠庆和财政总长王克敏，先后对于国家财政困境提出解决方策。[12]北洋政府的执政者对于旷日废时的税政改革，并无太高的兴趣。为及时汲取财政收入，将税政目标转向于进行可能快速获得成效的裁厘加税活动，试图借裁厘加税案的进展，改善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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