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北洋时期的财政困境及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摘要】：[9]北洋时期由于各地军阀割据，地方形成财政独立之势。政变连年不绝，中央号令不行，而政府更迭的主要原因即是出于财政困窘。[10]1923年间，财政整理委员会会长颜惠庆和财政总长王克敏，先后对于国家财政困境提出解决方策。[12]北洋政府的执政者对于旷日废时的税政改革，并无太高的兴趣。为及时汲取财政收入，将税政目标转向于进行可能快速获得成效的裁厘加税活动，试图借裁厘加税案的进展，改善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
民国肇始，租税多承清制，1912年11月公布国家税及地方税草案，准备推行国家地方两税划分的体制，然因议会风波迭起，法案终难成立。1915年间，中央政府将清代实施的解款制度与原先规划的国地两税划分制度，折衷设计为“专款制度”，规定以印花税、烟酒牌照税、烟酒税(附加税)、验契税、契税(附加税)等税目为中央专款，地方政府征收此税之后必须解交中央政府。1923年12月间虽曾公布宪法，在宪法23条及25条规定统一全国税制，厘清国家税与地方税界限，取消中央专款名称，旋因政变而未及实施，整个北洋政府时期依然袭用解款旧习。[9]
北洋时期由于各地军阀割据，地方形成财政独立之势。政变连年不绝，中央号令不行，而政府更迭的主要原因即是出于财政困窘。以1919年为例，政府预算从各省取得列名于“中央专款”项目下的收入额为4，700万元，但因各省截留，实收印花税200万元和烟酒税600万元，合计800万元，只达到六分之一强的目标。最稳定的中央财源是关余，每月所得约150万元，然而政费即需250万元，时见寅吃卯粮窘状，欠发政府官员薪俸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中央政府财政不安，在位者不时深惧国家有破产之虞，民间社会则自由发展，金融界出现滥设银行钱号机构的不健全情势。有识者明言，若未能妥善处理，将来有演变成大恐慌之趋势。[10]
1923年间，财政整理委员会会长颜惠庆和财政总长王克敏，先后对于国家财政困境提出解决方策。此年8月，颜惠庆在北京召开财政整理委员会，筹议整理内外债并清算本息，引起国内外债权人的注意。委员会提出首先须整理债务，对内外债务及岁出定出应急办法；其次求收支平衡，明定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再次是区别国税及地方税，视将来需要再作根本整理。根据上述理念，是年12月10日，王克敏在国务院召集各省代表20余人，举行全国财政会议，决议四项整理财政的具体办法：一是整理债务，变短期为长期，变高利为低利；二是尽速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实现二分五厘附加税征收；三是整理关余，估计每年约可增收2，000万元；四是明定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支出。上述决议，最终仍因政府不具备执行能力，成为决而未行的空想。[11]
到了1925年，北洋政府的财政日益吃紧，中央估计所需政务费用每月约260万元，军费约140万元，而最稳定的税源只有崇文门的税收，每月不过20万元，远远不敷需求。担任审计院顾问一职的宝道(G.Padoux)，在9月12日发表《整理无抵押债务兼筹国家行政经费意见书》，主张中国政府为增加国费，应该凭借举行关税特别会议，实施二分五厘附加税；同时整理印花税，如能对在华洋人开征此税，估计洋人数目20万，每人每年以2元至3元为度，再对国人的贴用情况加以改良扩张，则印花税收入每年可达300万。中国应以关税附加税和印花税的收入，在两年内处理严重的国债问题，以免国家破产。[12]
北洋政府的执政者对于旷日废时的税政改革，并无太高的兴趣。为及时汲取财政收入，将税政目标转向于进行可能快速获得成效的裁厘加税活动，试图借裁厘加税案的进展，改善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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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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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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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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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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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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