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西洋税制对近代中国的简化
【摘要】：简言之，国府在抗战末期推行简化稽征做法，原是为了筹措不断暴涨战费的权宜措施，工商界人士认为，只要公会摊派认缴固定税款，即可免除税吏如狼似虎的查账麻烦，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同年6月30日，直接税署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各方对于简化稽征或是查账计税的意见。学界大多认为简化稽征已迹近摊派，如果公会组织健全，执行公允，尚可推行，但许多商人没有参加公会组织，简化稽征法即无法推行。
抗战时期，中国各地的地方税务在保障岁收的考虑之下，不时出现非法勒税和包税的弊端。国府为体察民情，在1943年曾由国民参政会进行实地视察，参政会在报告中提及“人民绝不怨税率之高，而实不堪非法勒税之苦”。国府明知勒税与包征招致民怨，为取得税收而亦别无他法可施。[33]
“包税”一直被视为是一种落后的财政手段，但在保证税收的压力之下，到了1944年6月以后，连一向标榜是进步合理税制代表的所得税和过分利得税，也放弃“直接征课”做法，而在“简化稽征”的名目掩护之下，采取了类似包税法的措施(简化税征的内容详见第六章说明)。简言之，国府在抗战末期推行简化稽征做法，原是为了筹措不断暴涨战费的权宜措施，工商界人士认为，只要公会摊派认缴固定税款，即可免除税吏如狼似虎的查账麻烦，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相对而言，学界则认为此事宣告国府已经完全放弃其在1930年代推动财政兴革时的税政理想。不过，此时税政主政者并未完全承认已经放弃直接税的理念，战争结束后的复员时期，政府重新在收复地区继续推动直接税活动。
1946年间，国府首先在上海等大城市征课直接税。然而，复员伊始，各地纷以历经战乱破坏，工商残破，要求减免税负，直接税的收入极为有限。1947年初，经过短暂的停战阶段，国共内战又一触即发，社会与经济情势动荡不安。财政部认为，欲安定金融必须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的最直接与有效之法是直接税，国府于是决定在各重要城市恢复以查账方式进行征课。查账征课的决议一出，立刻引起上海商界及参议会的反对，要求改采抗战末期实施过的简化稽征法，以取代查账法。同年6月30日，直接税署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各方对于简化稽征或是查账计税的意见。学界大多认为简化稽征已迹近摊派，如果公会组织健全，执行公允，尚可推行，但许多商人没有参加公会组织，简化稽征法即无法推行。不过，也有意见认为，由于各同业公会对于各会员营业情形比较清楚，实施简化稽征要比查账来得公平。[34]
经过商讨之后，国府最后仍决定在上海市等地继续实施简化稽征法。部分抱持税政改革理想的人士，对国府的决定大失所望，在期刊报纸上批评复员以来的直接税纷乱情况。论者指出，所得税是工商界的重担，不但有所得者负担重税，连亏损者也要承担重税，随处可见查账人员和税吏贪污的苛扰报道。检讨直接税的发展过程，中国在制定直接税各项法规时，缺乏现成经验可资参考，必须借镜欧美税法成例，包括关于登记、申报、调查和计算的相关规定，手续复杂，表格繁多，一般人民很难了解，结果皇皇法令形同具文，侧重理想而不切实际。而且，财政体系的进步，不能只靠改良财政本身，而是需要配合工商业经济社会的发展，故财政进步的关键不在财政本身，而在于经济条件。[35]
1948年中，王云五接替俞鸿钧担任财政部长，宣布以“开源节流”为理财政策，“开源”指新开岁入来源及“整顿税收”，而“整顿税收”即为提高税率。财政部对国府提出报告，估计此年下半年关税将为70万亿，而直接税为30万亿。一般认为，提高关税和货物税将直接影响物价，加速通货膨胀，但提高直接税的税率则无此顾虑。然而，财政部也自承，缺乏足以妥善执行此税的行政组织和训练有素的官员，以致执行成效大打折扣。[36]
至1948年7月21日，政府为因应内战紧张情势，调整财政税务机关，将直接税署与掌理货物出厂税的税务署合并，成立国税署。直接税的实质征税活动虽仍持续进行，但是“直接税”一词自此步下历史舞台。国府此时整并二税务机关，希望透过抗战时期因征收所得税与利得税，累积的税籍资料作为基础，再配合各地工厂驻厂人员的验货抽查，掌握工商界的实际营业和营利情形，以达到“收税快而征税多”的目标。[37]税收以多而快为准则，当然是希望其能够实时提供政府的燃眉所需，而欲达此目的，除与工商界团体进行协商之外，别无他途可循，此时已无法坚持所谓的税制理想。国府历时20年的直接税改革，最后屈服于战乱环境的现实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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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初，各地商界因营业税税率不断调整加重，纷纷上书国府，要求制止地方政府对商界的强索。浙江省商联会呈文抱怨浙江省税率高于上海，将促使商民转赴规定税率较低的上海市进行贸易。商界也抨击各地营业税稽征人员，在调查与征收时动辄以抗税为名，转行司法机关拘传商民到案，勒迫认缴，批评营业税比厘金更为苛扰。......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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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6年7月，国府终于开始进行复员时期的直接税税政决策的规划工作。财政部门认为，复员需要庞大财源，不能立即取消战时利得税。至6月下旬，财政部正式批驳商会的要求。财政部批准上海直接税局的计划，下达指令要求其把握时间，于十月内完成征收工作。以上海为例，原定征收所利得税600亿元，在各商会要求之下减至300亿元，而且配合采用简化稽征法，限其在年底缴库。......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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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书撷取近代中国财税发展的两项运动——直接税运动与裁厘运动，透过探讨二者的个别活动与相互影响，呈现近代中国进行税政改革的趋势。执政者运用西洋税制参与中国本土的裁厘运动，俾以改良税政体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主政时期，上述以“直接税”为名的各项西洋税制，不断成为其推展简化税目改革的工具，并且借以达到收缩地方财税权力的目标。......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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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军务倥偬时刻，召开全国经济会议的提案不被列为急务而暂时搁置。至于国外输入货品，则可以仿照各国通例，除了征课进口税外，若有与本国相同物品，仍可课以消费税，此议即成为日后国府兴办特种消费税的立论基础。......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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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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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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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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