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为应战局之需，预作战时财政规划，在战争尚未发生前的准备时期，以改良税制作为确立战时租税政策基础。在抗战前期执行税制改革的阶段，国府先后于1938年7月27日公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同年10月6日公布《遗产税条例》，以及在1939年12月20日公布《遗产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据此，国府在抗战时期所推动的直接税项目，包括所得、利得、营业、遗产、印花五项税目。......
2023-08-10
全面抗战至国共内战期间的税制发展及舆论批评
【摘要】：从全面抗战爆发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复员时期，国府持续推动初见成效的直接税事务，普遍得到舆论界的支持。从抗战晚期至国共内战时期，报章舆论中触目可见对于直接税税政的严厉批评，相较于国府在抗战前夕开办新税时的欢迎拥戴与热切期许，直有判若天壤之感。抗日战事初起，国府撤退后方，工商界在抗日御侮的爱国风潮之下，全力配合财政部推展的税务活动。这项进步税制，在中国反而成为最不经济的税制。
从全面抗战爆发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复员时期，国府持续推动初见成效的直接税事务，普遍得到舆论界的支持。然而，国府在战时的税务措施，由于必须因应战争情势的现实需求，执行时往往不得不只求多征速缴，经常出现无视公平税制学理的做法。从抗战晚期至国共内战时期，报章舆论中触目可见对于直接税税政的严厉批评，相较于国府在抗战前夕开办新税时的欢迎拥戴与热切期许，直有判若天壤之感。
抗日战事初起，国府撤退后方，工商界在抗日御侮的爱国风潮之下，全力配合财政部推展的税务活动。1939年底，武汉撤退，财政部命令各普遍征收工商业界的营利事业所得税，在“商人踊跃报缴，征收人员奋力稽征”的情形下，报缴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结果当年度的税收数目突破3，000万元的预算数目，且超收数额达200万元之多。国人踊跃纳税表现，自是得到主持税政机关的大加赞扬，但与此同时，民间即诉请政府不应以税额增加为满足，还须注意改善现有税制的缺失，让税务设计更为合理。例如，会计师潘序伦等人在1939年间出版《所得税原理及实务》一书即指出，国府在应战压力下仓促开办所得税，现行法规中有不少缺失。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府为求快速取得税收，采取“分类所得税”的课税方法。依此规定，若国人无薪资、营利或是利息所得，则不必纳税，此将丧失大批可用税源，如农业收入、租赁所得，或是买卖期货、外汇等金融商品所得。这些项目所得额相当高，国府现因调查不易而未将之纳入课税项目，于是拥有重大所得者未必缴纳税捐，相当不合理，无法发挥所得税理念中最为重要的公平特质。[30]
在抗战后期，大后方各界普遍税负繁重，各地执行开征事务的直接税分局为达到预定的税额，普遍采取查账与告密的方式进行开征，备受批评为苛扰之举。对于民间的批评，直接税主政者亦有所闻。高秉坊在主持1943年的直接税处业务会议中，提及外界批评的声浪，当时民意机关已把过去直接税誉为“君子税”，改为又苛又扰的负面评价。[31]
同时，论者也批评，中国开办直接税以来，税收数字年有增加，加重纳税义务人负担，但国库并未得到相当的裨益，原因是其征税费用比间接税来得高。这项进步税制，在中国反而成为最不经济的税制。[32]上述对于直接税的种种批评，在反映出税制改革理想受到现实环境条件的强烈制约，使税政成效受到质疑，甚至失去原有的支持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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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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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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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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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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