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为了因应日渐繁重的业务，以及为即将改组成直接税处的机关调整预作准备，以所得税这项最受重视的直接税项目为核心，规划税政改革的方针。第二项是普遍提高与调整各类所得税的起征税率，并与过分利得税税率相互配合。财政部随即提出增税业务的报告，指出抗战进行数年来，政府为体恤人民，并未十分加重租税负担。在直接税方面，依财政部规划，可增税源包括所得税、过分利得税、印花税和遗产税。......
2023-08-10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利弊讨论：西洋税制在中国的发展
【摘要】：至于二者利弊，直接税与间接税都是人民支付给政府，只不过直接税的强制性较为明显。因此，直接税应视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与间接税互相配合。具体而言，直接税可以使税额恰与纳税能力相称，间接税可以使租税负担普遍行于社会各阶层，人人均对国家尽其纳税义务。
民国时期推动直接税改革的历程中，众多评论以间接税是不公平的恶税，无法因应财政需要而作相应的成长，强调实施直接税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一旦国府具有举办直接税的决心，全面实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25]抗战前夕，关于直接税与间接税二者性质优劣的讨论，曾任财政部所得税筹备委员会特邀研究员的崔敬伯曾有细致分析。崔氏指出，一般认为直接税都是良税，间接税都是恶税，因而推论，只推行间接税而不能实施直接税者，概属落后国家，能够废止间接税而推行直接税者，概属进步国家。从间接税到直接税乃是一种进步，反之则为退步。上述概念只凭印象立论，未必符合事实。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区别，只在其课税方法不同，二者本质均是赋税。赋税是一种以公共目的为理由，取自个人私有财产或所得的强制分担。事实上，固然有许多间接税确属恶税，许多直接税确属良税，但是也有部分直接税并非良税而属于恶税，同时也有一些间接税不但没有坏影响，反而具有好影响。直接税并非如习见所言那般地，有百利而无一害，它不是良税的例证颇多；就算它是良税，在某些情形下仍有不良之点。相对而言，间接税也不尽属于恶税，不可一概而论。崔敬伯也提醒税务执行者，若因陋就简而迁就事实，直接税绝对无法收到应有良效，反而会产生比间接税还要坏的恶果。这是自清末以来，在一片挞伐间接税的论著之中，首见肯定间接税亦有其作用的评论。[26]
崔敬伯的论著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抗日战争随即爆发。在国府推展直接税制度的抗战时期，陆续出现许多基于实际层面，分析直接税与间接税问题的报道。例如，高汉锹在开战之初的1938年出版战时财政的专著，提出战时国府应该多收直接税，但不能因此忽视间接税。他提出五项理由：第一，间接税可以普遍对大量物品赋课，收入甚多且富弹性，适合战时经济概况。第二，间接税征收手续简易，而直接税初办时调查困难，颇适于战时敏捷的要求。第三，战争对全国人民都有密切关系，全民皆应承担相当战费，而间接税就是课于大众者。第四，间接税在当前世界各国经常岁入仍占重要地位，为国库收入计，亦不能完全放弃。第五，战时过于加重直接税，结果将发生资本外流与逃漏走私。[27]值得注意的是，高汉锹不同意一般论著所云的间接税一定具有“不富弹力”及“负担不公”的缺点，反而指出直接税有调查与征收不易的困难；若加强开征直接税，反而会加大逃漏税的现象，政府不见得能够得到比过去间接税更丰厚的收入。上述说法，非常符合实际的状况。
在崔敬伯和高汉锹等人的论著发表之后，稍微扭转了以往普遍非难间接税而称颂直接税的失衡现象。学术著作也开始质疑将赋税分为间接税与直接税二类，根本不合实际，批评习见对此二税不正确的刻板印象。例如，李权时提出，法理上所谓的直接税或是间接税，在现实环境中时被推翻。素有直接税代表的所得税，在上海实施时，有不少机关商号应员工之请而增发津贴，作为课税弥补，明显即是转嫁行为。李权时因此主张，应该废用直接税一词，以免造成学理与事实的混淆。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刘不同，分析二税的利弊得失，认为一般说法将租税分成直接与间接二类实在太过简单。至于二者利弊，直接税与间接税都是人民支付给政府，只不过直接税的强制性较为明显。问题的症结点在于纳税人的心理感受，导致人民宁可负担苛重的间接税，也不愿负担较轻的直接税。[28]
再就直接税与间接税在战时税政所扮演的角色而言，由于间接税收入比重仍高，评论指出，中国在战时租税改革，虽有从间接税朝向直接税发展的政策，在短期内仍不应偏废间接税。政府应该一方面发展直接税，使其逐渐成为税制重心，另一方面保持间接税，使其税收不但不致减少而可继续增加，补助战时财政的需要。因此，直接税应视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与间接税互相配合。在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国家，租税制度可以着眼于直接税，而在经济衰退、人民贫困的社会，则以间接税为主比较适当。具体而言，直接税可以使税额恰与纳税能力相称，间接税可以使租税负担普遍行于社会各阶层，人人均对国家尽其纳税义务。[29]
上述意见，基本上再度回到近代中国引介直接税的最初认知。作为西方税制的直接税，其发展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关系密切，因此，民国时期的论著均提出，中国若要施行直接税，必须具备资本主义已经发展的环境，方具成长空间，这也正是国府奠都南京初期，聘请甘末尔来华考察后，不得不放弃实施直接税改革的理由。抗战时期的中国，是否已经具备经济繁荣的条件?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推动直接税改革的历程，有相当大的动力是源于抵御外侮而来的财政需求，中国并未进入工商发展的现代化社会，自然无法得到充裕的直接税税源。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与环境之下，国府在战时中国发展直接税的成果，虽然可以看到因政治力量的支持而带来的明显成长，但同时也由于经济社会的贫乏，呈现发展上的重重限制。
有关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的文章
- 详细阅读
-
战时利得税的认知与讨论：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详细阅读
战时利得税在直接税体系之中是一项特殊的税制，在西洋各国的税政理念上被视为是因战争而起的临时体制，在征课手续上，它则以所得税的辅弼姿态出现。中国制定本税之前，日本已经以战时利得税的名目开征新税，四川省政府也以战事需要为由，开征战税。四川境内中外人民凡是经营工商业者，均应缴纳战时利得税，税率为战时利益超过资本额10%开始课征30%，依次累进至超过资本额30%以上者即课税70%，并成为四川省境内的一项地方税。......
2023-08-10
-
战时直接税收入估计：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详细阅读
战时税收数据由于调查方式不同，经常出现误差，加上散佚情形严重，下列诸表的数据仅可作为估计及推测趋势之用。就目前粗略的数据记载，将抗战时期直接税历年收入整理为表1，战时各种税收及其所占比例整理为表2，战时各项财政收入及其所占比例整理为表3。最后，根据前面三个表的数据，可以综合整理，并且估计抗战时期直接税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列为表4。......
2023-08-10
-
西洋税制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详细阅读
晚清朝野引进西洋税制，除了作为日渐增加的赔款压力的因应对策之外，外国提出的裁厘修约要求和国内展开的宪政运动，也对直接税制度的扎根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要者为营业税的观念。与之相对的营业税部分，国人预估其有丰厚税源，足以抵补裁撤厘金的税收损失，称许其推动税政改革的作用。......
2023-08-10
-
西洋税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详细阅读
此项交涉成败与否，不仅攸关直接税是否能够顺利于全国境内推行，更是现代国家执行完整租税主权的表征，故不论朝野均极重视此关键问题。财政部虽已表示将秉持最大决心及坚决意志，行使完整的租税主权，但各国未予正面响应。因此，与直接税相关的各项税目，从印花税、营业税到所得税，实施历程均受到外力的强烈掣肘，政府虽然努力进行交涉，租税主权的争取总是以失败告终。......
2023-08-10
-
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废止战时利得税的讨详细阅读
各地工商业界大为不满，纷纷致电财政部，以政府在战后准许农业所得者免缴田赋一年，工商界在战时亦受重大损失，理应比照办理，免缴所利得税一年。接着，《特种过分利得税法》制定完成，于1947年1月1日颁布实施，国府明令废止《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然而在此之前，经过查报应缴纳的利得税税款仍须完纳。......
2023-08-10
-
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成果详细阅读
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
北洋政府时期理财与直接税理念：西洋税制在中国详细阅读
1920年代，北洋政府的财政人员在除了勠力于推动裁厘加税之外，亦不乏发表理财言论者。[37]不过，张弧担任财政总长的时间很短，无法让他的直接税改革理念得到实施的机会。财政学家杨汝梅在1923年发表一篇长文，详述世界各国的财政状况及理财原则，并且与中央政府主导的直接税论述相互应和，可将之视为本时期内的学界普遍共识。......
2023-08-1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