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国府改良税政：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摘要】：国府强调直接税制度具有开创合理税制的作用，经由广泛实施直接税，将可顺利解决传统赋税负担不公的现象，成为国府争取民众支持进行税政改革的重要依据。由于当时所得税是直接税的唯一代表，孔祥熙也据此类推，确信直接税制度具备了赋税制度所有的优点。直接税在抗战期间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虽颇有大幅成长，却受限于后方经济条件不足，以致无法取代长期备受倚重的间接税。
直接税受到国人的注目，固然是具有承担开辟战时税源的使命，然而更受重视的任务是，它代表着建立公平税制的尝试。国府强调直接税制度具有开创合理税制的作用，经由广泛实施直接税，将可顺利解决传统赋税负担不公的现象，成为国府争取民众支持进行税政改革的重要依据。
孔祥熙在抗战初期即透过倡导所得税的优点，说明推行直接税与其在战时财政上的改革税制作用。在孔祥熙的描述中，所得税具备了财政学理上的所有良税的四项特质：第一项是“负担公平”，根据民众负担能力，以累进方式调剂负担，主要税源来自征收富有资力者，可以减轻社会上贫富悬殊情形，使国家和社会都得到利益，符合赋税公平的原则。第二项是“纳税普及”，除少数特殊情形，依法得以免税外，人民凡是收入达到纳税标准者，一律照章尽纳税的义务。第三项是“富有弹性”，平时不妨降低税率，培养人民富力，若国家遭遇灾变，随时可以提高税率，支应国家紧急费用。第四项是“收入确实”，所得税的来源都是很确定及很容易估计出来，对财政收支十分便利。由于当时所得税是直接税的唯一代表，孔祥熙也据此类推，确信直接税制度具备了赋税制度所有的优点。1944年底，孔祥熙在其辞去财政部长时的政绩交代比较表中，更提出“因直接税体系之扩大，而我国税收之中心，遂由间接而入于直接税，此实税制上之一大进步”的说法，全面肯定直接税在战时税务上的地位。[22]
国府陆续开办直接税业务，台面上的理由是中国税制因间接税收入遽减，故逐步倾向于直接税。负责实际执行直接税业务的高秉坊，以“新税、新人、新精神”为口号，勠力推动以所得税为重心的直接税税务。由于其税务人员的晋用，严格执行公开考试制度，力求提升素质，并实施征收与经收分立的作法，外在形式上确实展现与传统税务不同的面貌，舆论普遍支持其提出“世界租税制度已然形成渐由间接税中心主义递嬗至直接税中心主义”的趋势，进而勾勒中国的变革蓝图。[23]
进入1940年代后，直接税制度的体系已大致确定，高秉坊十分得意地宣称：“近年来我国税制改革，由创办直接税而至于体系之完成，实最富有积极进取之精神。于二十七年发行国防公债时，指定所得税为还本付息之担保基金，虽属创办伊始之新税，实已肩负抗战建国之重要使命。”他认为，直接税体系既然已经完成，在抗战结束后，只要中国的经济繁荣，建设事业发达，直接税就具有承担中国财政的骨干作用。那么，战前占据中国税收大宗的关、盐、统税三税的地位，会在战后被直接税取代其骨干的地位。[24]
高氏提出上述乐观的评估，有很大的成分是站在其机关本位来发言的。直接税在抗战期间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虽颇有大幅成长，却受限于后方经济条件不足，以致无法取代长期备受倚重的间接税。因此，大后方学界在支持国府推动由“间接税至直接税”的改革过程中，也不忘透过分析间接税的利弊，提出不应撤废间接税，而是应该使直接税与间接税各负其责，展开关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利弊与其相互关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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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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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府为应战局之需，预作战时财政规划，在战争尚未发生前的准备时期，以改良税制作为确立战时租税政策基础。在抗战前期执行税制改革的阶段，国府先后于1938年7月27日公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同年10月6日公布《遗产税条例》，以及在1939年12月20日公布《遗产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据此，国府在抗战时期所推动的直接税项目，包括所得、利得、营业、遗产、印花五项税目。......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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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战时税政规划与兴办—《西洋税制在中详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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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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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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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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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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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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