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项税收均未能及时征解,又受到物价波动的削弱,失去约束通货膨胀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于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继于次月召开全国税务会议,以统一税目为目标,把税法有关工商业税者,修改合并为营业税和所得税,后又以两税的纳税人都是工商业者,定名为工商业税。从1950年至1955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修改税则的方式,保留国府时期征收工商业税的做法,沿用了部分直接税的税目。......
2023-08-10
直接税制度的推展,为国人带来对西洋近代租税理念的讨论。首先,由甘末尔的意见中,国人理解西洋租税设计理念,赋税目的在谋公共利益,绝非政府于人民财产之强取苛求。欲使人民了解此一赋税观念,政府必须公款专用于公共事业,如学校、公众卫生、道路及对于盗匪与其他不法行为的抑制,不可用于内战及公众无关事务,或是冗员俸给。缴税者方面逐渐了解赋税的正当意义,征税者方面则应逐渐养成行政上的效力程序与标准。因此,税政之适当与否,端赖于税收制度的设计及运用。政府在谋收入之时,亦应衡量纳税者的负担程度,否则徒使国家财源枯竭。[79]
透过租税理念的认知,也就是“租税是近代国家对个人的一种经济负担”的看法,国人据此进一步讨论何为理想租税体制。理论上,租税制度是纳税义务人牺牲个人利益,换取公众利益,故纳税标准应以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而定,方为公平。中国税制在进行理想租税体制的改革期间,势必要参考欧美成例与各国经验,传统的消费税或土地税无法达到公平要求,新出现的所得税以个人经济负担能力为标准,实为最合宜租税代表。[80]
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极力倡导国家财政的困境,以及为了因应国家需求而必须开办直接税的必要性。1935年初,开源节流已成为报端讨论财政问题时常见的标题,财政部拟办的新税,有交易税、遗产税、所得税,其中以所得税最为重要。国府在1936年试办所得税,即以世界各国税政均以所得税为重要收入,决心举办此税以解决困窘财政。舆论认为,国府在抗战前夕致力推行直接税,固然期待其承担战时税源的使命,更应重视建立公平税制,使国民赋税得到公平分摊,同时配合实施累进课税,矫正失衡的财富分配现状。[81]
学界检讨现行税制的缺失,认为中国税制向来注重间接税,晚清以来关税及盐税成为岁入大宗,传统直接税的重要项目只有田赋。这样的税制设计,在平时已经不能应付政府需要,未来一旦发生战事,沿江沿海势必沦为战区,此三税收落入敌手,以关税为主体的税制不但无法应急,收入反会剧烈缩减。为因应一触即发的战时财政需求,根据欧战的经验,各国岁入除了公债外,均在租税上增加收入,方法不外提高旧税和筹办新税,前者以英国的所得税为代表,后者则以战争盈利税或超额盈利税最为重要。中国自1930年代以来,军政费用有增无减,若不能以增发公债为开源之道,只有增加税率或是另征新税。此时,直接税适足以提供战时财政所需,形成从间接税迈向直接税的新体制。[82]
朝野均有推展直接税以应战需的共识,除应战要求之外,还有另一项重大的税政改革目标,即凭借直接税的征收活动,将政府与民众紧密结合起来。财政学者认为,以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素为现代西方国家的基本税制,租税负担由国人平均承受,这是人民有责任支持政府来保护其自身与财产安全的具体表现。就政府立场看来,推行所得税可以促进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辅助民治主义;就国际关系角度而言,现代世界各国竞争空前激烈,唯有推行所得税制,方足以应国家需要而争存于世界。[83]如此一来,实施直接税的作用并不仅限于财政收入而已,它还具备将传统中国进化成为现代国家体制的影响力。
关于直接税对形塑现代国家体制的巨大作用,财政学家李权时在1936年国府宣布开征所得税时,发表的一篇评论可作为代表。李权时认为,国府推动直接税改革,人民因纳税的切身利害关系,必群起而问政,于是民权主义可以获得实现。直接税盛行之后,人民以能力大小为纳税标准,负担公平,贫富悬殊现象得以稍苏,资本得以节制,则民生主义得以部分实现。如果直接税能够以认真公平而有效率的态度来办理,逃税者必少,税收必将超过关、盐、统三项间接税的收入总数,供应国家各种建设及防御经费,民族主义逐渐抬头,中国自此可跻身近代国家之列。[84]因此,战前中国的报刊杂志在评述直接税制度时,不时出现依据世界历史先例,凡是进步的国家,均逐渐放弃以间接税为中心的征税政策,采取以直接税为中心的征税政策,作为论述的结论。“从间接税到直接税”的发展模式,亦成为当时广为倡导的一贯主张。[85]取得如此高度肯定地位的直接税,顺理成章在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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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首先,中央政府要求各省调查当地的厘金现况,呈报其评估实施裁厘时可能引发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获得列强同意修订税则的表示之后,在上海成立“修改进口税则委员会”,从1918年1月5日到12月20日,与14个国家先后展开谈判。1920年2月初,财政总长李思浩提出,关税自主案交涉不易,此时可先争取裁厘加税。......
2023-08-10
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简言之,国府在抗战末期推行简化稽征做法,原是为了筹措不断暴涨战费的权宜措施,工商界人士认为,只要公会摊派认缴固定税款,即可免除税吏如狼似虎的查账麻烦,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同年6月30日,直接税署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各方对于简化稽征或是查账计税的意见。学界大多认为简化稽征已迹近摊派,如果公会组织健全,执行公允,尚可推行,但许多商人没有参加公会组织,简化稽征法即无法推行。......
2023-08-10
从晚清至国民政府时期的60年间,近代中国的各个政权曾经数度引介西洋税制,作为突破财政困局之道。过去学术界关于国民政府推行税政改革的评价,一般定见多以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足,加上内乱外患的因素,遂至空有理想而罕有实效。从这项结果,再来观察与衡量所谓的“国民党政权”或是“国民政府时期”在税政改革中的作为,仍然具有不可抹灭的价值。......
2023-08-10
1932年初,各地商界因营业税税率不断调整加重,纷纷上书国府,要求制止地方政府对商界的强索。浙江省商联会呈文抱怨浙江省税率高于上海,将促使商民转赴规定税率较低的上海市进行贸易。商界也抨击各地营业税稽征人员,在调查与征收时动辄以抗税为名,转行司法机关拘传商民到案,勒迫认缴,批评营业税比厘金更为苛扰。......
2023-08-10
参与第二次财政会议的各方代表对营业税问题做出决议,把各项与修订营业税有关的议案和审查意见,一并汇呈行政院,转咨立法院作为修正营业税法案时的参考。因此,国府应该就征税范围和征税办法,设法改善营业税。舆论质疑第二次财政会议并未提出改革税政的具体方案,是一个“议而不决”的会议。以上数端,被视为是“自有财政部以来,有自建现代税制企图”的表现。......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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