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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发展中的西洋税制

【摘要】:直接税制度的推展,为国人带来对西洋近代租税理念的讨论。舆论认为,国府在抗战前夕致力推行直接税,固然期待其承担战时税源的使命,更应重视建立公平税制,使国民赋税得到公平分摊,同时配合实施累进课税,矫正失衡的财富分配现状。此时,直接税适足以提供战时财政所需,形成从间接税迈向直接税的新体制。李权时认为,国府推动直接税改革,人民因纳税的切身利害关系,必群起而问政,于是民权主义可以获得实现。

直接税制度的推展,为国人带来对西洋近代租税理念的讨论。首先,由甘末尔的意见中,国人理解西洋租税设计理念,赋税目的在谋公共利益,绝非政府于人民财产之强取苛求。欲使人民了解此一赋税观念,政府必须公款专用于公共事业,如学校、公众卫生、道路及对于盗匪与其他不法行为的抑制,不可用于内战及公众无关事务,或是冗员俸给。缴税者方面逐渐了解赋税的正当意义,征税者方面则应逐渐养成行政上的效力程序与标准。因此,税政之适当与否,端赖于税收制度的设计及运用。政府在谋收入之时,亦应衡量纳税者的负担程度,否则徒使国家财源枯竭。[79]

透过租税理念的认知,也就是“租税是近代国家对个人的一种经济负担”的看法,国人据此进一步讨论何为理想租税体制。理论上,租税制度是纳税义务人牺牲个人利益,换取公众利益,故纳税标准应以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而定,方为公平。中国税制在进行理想租税体制的改革期间,势必要参考欧美成例与各国经验,传统的消费税或土地税无法达到公平要求,新出现的所得税以个人经济负担能力为标准,实为最合宜租税代表。[80]

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极力倡导国家财政的困境,以及为了因应国家需求而必须开办直接税的必要性。1935年初,开源节流已成为报端讨论财政问题时常见的标题,财政部拟办的新税,有交易税、遗产税、所得税,其中以所得税最为重要。国府在1936年试办所得税,即以世界各国税政均以所得税为重要收入,决心举办此税以解决困窘财政。舆论认为,国府在抗战前夕致力推行直接税,固然期待其承担战时税源的使命,更应重视建立公平税制,使国民赋税得到公平分摊,同时配合实施累进课税,矫正失衡的财富分配现状。[81]

学界检讨现行税制的缺失,认为中国税制向来注重间接税,晚清以来关税及盐税成为岁入大宗,传统直接税的重要项目只有田赋。这样的税制设计,在平时已经不能应付政府需要,未来一旦发生战事,沿江沿海势必沦为战区,此三税收落入敌手,以关税为主体的税制不但无法应急,收入反会剧烈缩减。为因应一触即发的战时财政需求,根据欧战的经验,各国岁入除了公债外,均在租税上增加收入,方法不外提高旧税和筹办新税,前者以英国的所得税为代表,后者则以战争盈利税或超额盈利税最为重要。中国自1930年代以来,军政费用有增无减,若不能以增发公债为开源之道,只有增加税率或是另征新税。此时,直接税适足以提供战时财政所需,形成从间接税迈向直接税的新体制。[82]

朝野均有推展直接税以应战需的共识,除应战要求之外,还有另一项重大的税政改革目标,即凭借直接税的征收活动,将政府与民众紧密结合起来。财政学者认为,以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素为现代西方国家的基本税制,租税负担由国人平均承受,这是人民有责任支持政府来保护其自身与财产安全的具体表现。就政府立场看来,推行所得税可以促进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辅助民治主义;就国际关系角度而言,现代世界各国竞争空前激烈,唯有推行所得税制,方足以应国家需要而争存于世界。[83]如此一来,实施直接税的作用并不仅限于财政收入而已,它还具备将传统中国进化成为现代国家体制的影响力。

关于直接税对形塑现代国家体制的巨大作用,财政学家李权时在1936年国府宣布开征所得税时,发表的一篇评论可作为代表。李权时认为,国府推动直接税改革,人民因纳税的切身利害关系,必群起而问政,于是民权主义可以获得实现。直接税盛行之后,人民以能力大小为纳税标准,负担公平,贫富悬殊现象得以稍苏,资本得以节制,则民生主义得以部分实现。如果直接税能够以认真公平而有效率的态度来办理,逃税者必少,税收必将超过关、盐、统三项间接税的收入总数,供应国家各种建设及防御经费,民族主义逐渐抬头,中国自此可跻身近代国家之列。[84]因此,战前中国的报刊杂志在评述直接税制度时,不时出现依据世界历史先例,凡是进步的国家,均逐渐放弃以间接税为中心的征税政策,采取以直接税为中心的征税政策,作为论述的结论。“从间接税到直接税”的发展模式,亦成为当时广为倡导的一贯主张。[85]取得如此高度肯定地位的直接税,顺理成章在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