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裁厘加税与营业税的筹办

2023-08-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在列强提出“裁厘加税”以及关税修约的诱因下，北洋政府在1923年举行关税会议，决定裁废厘金。财政部召集苏、浙、闽、皖、赣五省裁厘会议，并于1930年12月14日宣布，自12月31日起全国一律废除厘金，并决定开办特种消费税与营业税作为抵补税源。加上各地财政部门均有权调整营业税税率，将使此税负担有随时增加的可能。根据报道，各地租界均抗拒中国政府征收营业税的措施。

清末民初悬而未决的裁厘问题，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终于有了突破与解决。民国政局纷扰，厘金是军阀的给养大宗，自不愿放弃此项重要财源。然而，在列强提出“裁厘加税”以及关税修约的诱因下，北洋政府在1923年举行关税会议，决定裁废厘金。当时，财政部主张办理产销税作为裁厘后的抵补办法，各省商会则主张办所得及营业两税。不过，此这次协商终仍因军阀混战，以致无疾而终。^[48]

北伐期间，国民政府同样也发表裁厘的财政改革主张，获得工商界的支持，于1928年6月20日至7月10日，连续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及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裁厘的具体步骤，也就是提出裁撤国内通过税(即厘金)，改办特种消费税的议案。参与会议的各界代表均同意，为了要与各国交涉关税自主，前提是必须裁撤厘金。厘金病国病民，势在必废，但须预先筹划抵补的方法，以免功败垂成。由全国经济会议提出自办特种消费税，被视作是过渡时期的代用品，值得推广，不过，此税应以奢侈品为限。几经筹议之后的结论是，各省抵补之法，最先以举办产销税，继令开办营业税，中央则决议办所得税作为抵补。^[49]

裁厘的可行性，等到中原大战结束，蒋中正获得胜利，地方实力派势力大为削弱，取得了实施的环境。财政部召集苏、浙、闽、皖、赣五省裁厘会议，并于1930年12月14日宣布，自12月31日起全国一律废除厘金，并决定开办特种消费税与营业税作为抵补税源。1931年4月，政府因舆论批评特种消费税有成为厘金之虞，而下令停办，改办卷烟、水泥、火柴等五种统税，同时准许地方筹办营业税。由于统税兴办成功，课税范围逐渐推广至十余种之多。于是，国府的裁厘活动，在中央以统税自筹抵补，在各省则征收营业税以济不足，清末主张以营业税作为裁厘抵补的主张，在此时付诸实现。^[50]

国府授权地方办理营业税时，曾引起不小的反对声浪。批评重点是营业税以商号为开征单位，并依据资本额营业额或纯益额为标准，商家立即感受到加税负担。加上各地财政部门均有权调整营业税税率，将使此税负担有随时增加的可能。^[51]由日后的发展情势看来，民间确实承受了税外加税的负担。例如，1928年裁厘会议之时，已有举办营业税即应同时取消牙税的决议，但是，裁厘之后，各省的做法是一面举办营业税，一面仍持续征收牙税，并未宣布任何善后办法。为此，平、津两市商民提出反对或请缓办的诉求，在未获允许的情况下，商民退而求其次，北平商会提出“包办”建议，希望以定额支付的方式，尽量减少官府的行政骚扰。^[52]

同时，由于各地普遍发生洋商拒缴营业税的事件，相形之下，华商因为必须照章纳税，营运成本大为增加，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根据报道，各地租界均抗拒中国政府征收营业税的措施。以上海租界为例，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开会讨论纳税问题，未及实行即爆发“一·二八”事变。停战之后，又以地方元气未复为由，要求暂缓征收营业税。上海市政府从1933年开始进行租界征收手续的交涉，外商则根据洋泾浜章程，中国政府在租界范围内，依约只能征收国税，其余地方税一律免纳，营业税的性质是地方税，自然不得在租界征收。由于租界纳税问题一直无法突破，毗邻的华界亦持观望。天津市的情况是，自开征营业税以来，洋商从未遵章纳税；在租界内的华商偶有缴税者，然为数寥寥，且大都是有其特别原因，如总店设在华界而分店在租界。汉口租界因外商不愿缴纳营业税，群起向英国领事要求对外交部交涉。因此，征及租界与洋商问题终未得解决。至1934年11月间，广州商会扬言，如果当地外商不遵照条例缴纳营业税，华人亦将抵制抗缴。广州外商则宣称，营业税是一种“不当征课”，始终拒绝缴纳，当地营业税局只好呈报粤省财政厅，报告缴纳营业税的公告虽几经延期，外人遵章缴税者仍寥寥无几，却又无法可施。^[53]舆论认为，工商界各业拥护国府推行营业税时，是以“华洋平等，华租一律”为先决条件。然而，在强大外力的干扰之下，营业税的推广工作备受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事。

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裁厘加税与营业税的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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