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各地商界因营业税税率不断调整加重,纷纷上书国府,要求制止地方政府对商界的强索。浙江省商联会呈文抱怨浙江省税率高于上海,将促使商民转赴规定税率较低的上海市进行贸易。商界也抨击各地营业税稽征人员,在调查与征收时动辄以抗税为名,转行司法机关拘传商民到案,勒迫认缴,批评营业税比厘金更为苛扰。......
2023-08-10
“财政是立国之基,税制是财政之源”,这是研习财政经济学者耳熟能详的名言。不分古今中外,税政一直被视为国家要政,政权统治者凭借税务体系,从子民手中汲取资源,维持文武官僚体系的运作,进而巩固疆域及绵延国祚。本书以近代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历时约60年的税政发展过程为研究主题,透过较为长时段的观察,从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的视角,检视传统中国在进入近代之后,亦即所谓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以税务作为核心的财政体质是否发生相应的变化。
税务向为国家要政,留存至今有关近代中国的税务史料相当丰富,以此作为研究课题的学术论著也有不少。粗略翻查之下,目前所见与近代中国税政史有关的著作内容,均侧重于论析本土业已存在的固有税目。例如,田赋、盐税、关税或是厘金的变迁,或是内债与外债的整理与举借,绝少注意到一个隐而未见的重要面相,那就是从晚清开始,中国为了寻找解决财政困境的出路,曾经不断尝试引进当时被视为进步且合理的西洋税制,并且根据其税政理念推展税政改革的活动。
本书的研究主体,就是这些从清末至民国时期陆续引进中国的西洋税制,包括:所得税、利得税、遗产税、印花税和营业税。近代中国主动引进上述西洋税制,初始的动机只是单纯地作为汲取收入的应急手段,然而,随后的发展却带来一连串的制度变革,成为解决财政困境与改良传统税务的可行方针。这五项西洋税制自引进之后,到国民政府主政时期,均被纳入所谓的“直接税”(direct tax)体系,因此,这些西洋税制都被化约及统摄在“直接税”名目下,成为推行财政改革活动的要角。此一发展过程中,直接税的活动又与清末以来朝野不断努力进行的“裁厘加税”运动相互配合,汇聚形成税政变革潮流。据此,本书撷取近代中国财税发展的两项运动——直接税运动与裁厘运动,透过探讨二者的个别活动与相互影响,呈现近代中国进行税政改革的趋势。
近代中国进行税政改革的动力,必须回溯传统中国赋税结构在进入近代之后的变化。清军入关建立政权之后,基本上承袭明朝的财政体系,同时,清廷鉴于明末商税与矿税(产业税)引发社会骚乱的先例,采取以田赋及丁税为最主要的税目。这样的税制设计,适用于处在农业社会阶段的传统中国,然而,事随境迁,清朝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政策,丁税丧失成长空间,及至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战事,中央政府难以取得充足的田赋,接着更因为庞大的军费开支,让货物通过税性质的厘金登上历史舞台,传统税制的设计显然已经无法因应全新的问题与挑战,成为税政改革的内在因素。外在的环境上,清廷因外力而起的被迫贸易,让关税成为政府恃以维生的命脉。于是,厘金、关税和盐税,构成晚清中央政府的三大财政支柱。[1]
晚清财政重要收入的厘金,由于弊端与日丛生,境内遍地厘金卡局,不仅对华商不利,也对外国货物的营销造成贸易障碍。晚清朝野为因应外国要求废除厘金的交涉,以“裁厘加税”为诉求,寻找足以代替厘金的可行税制,西洋的营业税观念即在此时为国人所识。同时,清室原本勉强自给的财政局面,至甲午战败之后,受到庞大赔款压力而出现危机,接踵而来的辛丑议和,更让困窘的财政雪上加霜。为了渡过难关,朝野人士费尽思量,传统的赋税项目既然无法满足需求,唯有另谋他途,于是西洋的印花税制度被引进中土。质言之,外在环境的激烈变化,旧有财税体制出现难以维持的危机,迫使清政府向西方取经,引进非本土的税政项目。及至民国建立,其他西洋新税制如所得税、利得税及遗产税等项目,又在公平与进步的价值判断之下,成为国人注目的焦点。
就时序的先后而论,“裁厘加税”运动发轫在先,“直接税”运动接踵在后,此二活动原是分别进行,至国民政府主政的1930年代初步汇流,并在抗战时期融而为一,原在裁厘运动中扮演取代厘金的重要税目营业税,抗战时期被国民政府纳入直接税系统,遂令“直接税”成为税政革新的主力。因此,要理解近代中国如何援引西洋税制以进行税政改革的途径,势必要把“直接税”与“裁厘加税”这两项活动放在同一个场景之内,方得窥其全豹。
近代中国为谋改善财政困境,主动引进西洋税制,使税制外貌呈现西化的走向。执政者运用西洋税制参与中国本土的裁厘运动,俾以改良税政体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主政时期,上述以“直接税”为名的各项西洋税制,不断成为其推展简化税目改革的工具,并且借以达到收缩地方财税权力的目标。在此期间,这些外在形式呈现西化的税政措施,遭遇极为强大的阻厄,改革进程屡受迟滞,但也在勉强转化的进程中,将西洋税制落实中国,其成果及影响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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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初,各地商界因营业税税率不断调整加重,纷纷上书国府,要求制止地方政府对商界的强索。浙江省商联会呈文抱怨浙江省税率高于上海,将促使商民转赴规定税率较低的上海市进行贸易。商界也抨击各地营业税稽征人员,在调查与征收时动辄以抗税为名,转行司法机关拘传商民到案,勒迫认缴,批评营业税比厘金更为苛扰。......
2023-08-10
不过,在军务倥偬时刻,召开全国经济会议的提案不被列为急务而暂时搁置。至于国外输入货品,则可以仿照各国通例,除了征课进口税外,若有与本国相同物品,仍可课以消费税,此议即成为日后国府兴办特种消费税的立论基础。......
2023-08-10
国府强调直接税制度具有开创合理税制的作用,经由广泛实施直接税,将可顺利解决传统赋税负担不公的现象,成为国府争取民众支持进行税政改革的重要依据。由于当时所得税是直接税的唯一代表,孔祥熙也据此类推,确信直接税制度具备了赋税制度所有的优点。直接税在抗战期间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虽颇有大幅成长,却受限于后方经济条件不足,以致无法取代长期备受倚重的间接税。......
2023-08-10
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参与第二次财政会议的各方代表对营业税问题做出决议,把各项与修订营业税有关的议案和审查意见,一并汇呈行政院,转咨立法院作为修正营业税法案时的参考。因此,国府应该就征税范围和征税办法,设法改善营业税。舆论质疑第二次财政会议并未提出改革税政的具体方案,是一个“议而不决”的会议。以上数端,被视为是“自有财政部以来,有自建现代税制企图”的表现。......
2023-08-10
从现实环境看来,此时中国仍然未具备推行所得税的客观条件。财政部门当然必须加以解释,现时环境已与民初极大不同。例如,李权时认为,甘末尔报告中提到中国为税政的试验而实行部分的所得税体制,可以给予“相对的赞同”。政府此时应该考虑如何借用他国先例与经验,在缺乏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现实环境之中,争取可能的潜在税源。在征收税率上,力求从轻,并且采取累进税制,以适应纳税者负担能力。......
2023-08-10
简言之,国府在抗战末期推行简化稽征做法,原是为了筹措不断暴涨战费的权宜措施,工商界人士认为,只要公会摊派认缴固定税款,即可免除税吏如狼似虎的查账麻烦,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同年6月30日,直接税署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各方对于简化稽征或是查账计税的意见。学界大多认为简化稽征已迹近摊派,如果公会组织健全,执行公允,尚可推行,但许多商人没有参加公会组织,简化稽征法即无法推行。......
2023-08-10
讨论近代中国进行税政改革的成果时,极有可能因为视角不同而产生迥异的评价。近代中国的直接税改革运动,在现实的税入方面,虽然未能获得如当政者预期的高度成长,然其揭橥的国家理财施政方向,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划分原则,却在国共内战结束后,海峡两岸皆透过修改执行手段而加以继承。一言以蔽之,近代中国在20世纪前半期,经历了一场租税体制理念的变化。......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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