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协调,协调发展的最终结果和表现形式就是二者效益的高度统一,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效益。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人类发展与生存环境协调发展,而且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换言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依据计划进行的。......
2023-11-30
人口外部均衡要求人口与周围所处环境即外部系统协调发展,既不能超前也不能落后,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即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和人口与资源环境。
(一)人口与经济问题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口数量红利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也有不少学者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新形势,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蔡昉,2010),尽管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经历由劳动力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变以及是否正在缺失人口红利的支撑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主要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不再具有现实可行性。
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究其根源,除了政策的推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是主要因素之一,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依靠“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来促进经济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的竞争优势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较低,大量劳动力,特别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正好对这一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巨大的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负向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为就业压力,而解决庞大的就业需求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发展经济,保持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高于就业的增长水平。只有保证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扩大就业的范围和领域,才能进一步促使劳动力人口与就业、经济发展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扩大就业需要,既是促使劳动力人口与就业协调发展的最根本的战略原则,也是缓解劳动力过剩状况的积极主动的办法,更是解决劳动力人口供大于求的一个基本前提(周宝余,1999),而如何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又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但随着加入世贸的成功,我国开始逐步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方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向以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但目前我们却面临着人口红利在趋于缓慢消失,经济却还未成功转型的困境,大部分发达国家多是在完成工业化、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在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还远未达到这个标准,呈现“未富先老”的形势,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和市场参与率,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转型的压力。
最后,我国劳动力素质还不能满足经济产业转型的需求,我国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人力资源的潜力还没有转化成为人力资源的现实优势。拿企业来说,虽然我国企业内部劳动力数量比较多,但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整体素质却不高,其中技术工人只占一半,而在技术工人中,高级工所占比例又极其小,与发达国家高级工相比,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相差甚远(王风峰,2003)。随着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必然对相应产业工人素质有着更高要求,必须通过加强职业培训,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了解哪些行业需要具备什么技术、技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和素质的劳动力人口,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培训员工,实现与工作要求的有效接轨,使培训工作真正成为提高劳动力人口素质和技能的有效措施,提高就业技术和能力,促进劳动力人口适应市场和技术发展的需要。
因此,既不要把人口作为绝对的包袱,也不要觉得人口越多竞争优势越大,科学的人口观要求我们一方面看到人口作为生产者的属性,另一方面看到人口作为消费者的属性(杨云彦,2011)。对于人口与经济我们真正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我国初级化的人口红利,即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化为高级化的人口红利,即素质型人口红利,以人力资本支撑经济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调整经济结构,增强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这对我国的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人口与社会问题
人口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却面临着人口与社会的多重问题制约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性质上划分,中国的人口社会问题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口变动和人口社会关系变化带来的问题;二是由于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导致的问题;三是其他社会政策与人口政策不协调导致的问题。从形式上划分,中国的人口社会问题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基于人口数量的问题;二是基于人口结构的问题;三是基于人口素质的问题;四是基于人口社会关系的问题(李建民等,2007)。
巨大的人口基数加大了社会保障工作的难度与挑战,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要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和均一化目前还很难做到。因此我国人口虽然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变,但社会发展却还有一定的滞后,此一方面导致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收益的程度比较低;另一方面加大了社会公共支出的压力,而社会公共支出的不足又带来了部分人群的贫困化与边缘化,这种现象在农村和老人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进一步加大了城市与农村的社会分层。
严重的性别比失衡关系到婚姻、家庭、社会等稳定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如果当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得不到遏制,2020年以后,婚龄男性多于女性数字将超出3000万,这意味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将不得不忍受人口性别失衡带来的痛苦,未来男性婚姻挤压会变得更严重(姜全保,2010),而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所导致的不良的社会影响亦将是长期的、持续的。
流动人口是在我国的社会变迁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城市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受制于现存的制度安排,流动到城市里的劳动力并不能享有与城里人一致的公共服务,事实上,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最主要的差异集中表现为社会保障福利和其他公共资源的获得,例如医疗保险服务、随迁儿童的教育等问题,而正是制度安排维系着不同身份人群之间在公共资源可及性和可得性方面的不公(杨菊华,2011),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家庭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为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家庭类型多元化,这些变化将弱化传统家庭的保障功能,加大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例如家庭养老职能的弱化,老年人的家庭生活照料问题会变得日渐突出,都将加大对社会养老、医疗服务的需求,而当前我国在这方面的服务还比较薄弱和欠缺,如何满足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将成为我国养老中面临的大难题。此外,计划生育家庭生计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风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子女伤残死亡、养老等问题日益积聚,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计划生育家庭为人口的控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但现在却面临保障水平低、覆盖范围窄、相关利益引导机制弱等问题(王军平,2011),其生产、生计、生活均存在一定的困难。如何将人口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进行更好地衔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进一步改善计生家庭民生,使其享有改革的发展成果,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政策制定者需要进一步把握。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
庞大的基数一方面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随着人口不断膨胀,人们对资源环境的消费量均与日俱增,同时“分母效应”稀释了人均拥有量,导致僧多粥少。人类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但人口增长过快使自然资源受到巨大压力,这些资源有再生性的,也有非再生性的,主要体现为人口增长对土地资源、淡水资源、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影响,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而且来自每个人因生活消费水平提高带来的资源消耗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产生的三废、汽车尾气的排放等使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了污染,空气质量日益恶化,各地雾霾的爆发也严重损害了人们身心健康,而由于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环境治理和保护需要财力投入和技术手段,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都是乏力的,导致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遏制,环境状况继续恶化,公害事件不断出现,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仍在下降(吴文恒等,2009;肖立见,1997)。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一切的生产活动所需要的物质、能量、环境和信息完全取自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此人类的发展必须以人口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追求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得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而要以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为前提。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终究还是要以人口与资源环境能否达到“协调一致”和“互动平衡”为转移,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因素(周毅,2003)。
归根结底,资源、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性与目前人们巨大的需求量构成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只有在协调好人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条件下,控制人口数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从一味向自然索取到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兼顾与自然的双赢发展,发展偏重利用社会资源和智力资源,才能够实现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和均衡发展。
人口作为社会活动的最基本单元,其长期均衡发展不仅要求人口内部系统构成要素相互匹配,也要求人口自身与外部系统的协调发展,一方面人口数量、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分布情况会影响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外部系统的发展,而外部系统的发展也会反作用于人类行为,促进人口内部系统的调整与改变,系统内任一要素的失衡,均会影响其他要素的均衡。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既注重长期发展,亦强调均衡发展,长期发展从纵向时间维度上表明了发展的动态性和可持续性,均衡发展从横向空间维度上揭示了发展不仅要在人口内部实现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提升、人口结构优化和人口分布合理的目标,同时强调人口作为整体,要注重与外部系统的关系,其发展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既不能落后于外部系统的发展造成资源浪费,也不能超前于外部系统的发展超出资源的承载力,最终达成人口内外系统及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这一理念的提出,细化了我们对人口发展问题的认识,它并不仅仅就人口个体属性谈论人口问题,而是通过强调人口的社会属性来统筹人口发展的各方面,只有把握发展的整体性,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
【注释】
[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3]《“失独家庭”每年增7.6万个》,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3/03/c_132203983.htm,2013年3月3日。
[4]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利用ArcGIS进行的精确计算所得。
[5]《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6]原模型(图1-1)中人口内部均衡并无“素质”这一因素,但陆杰华(2010)在文字部分论述人口内部均衡时包含了“素质”,可能是原有的模型在图示上的遗漏,本文在此加上,人口内部均衡才显得完整。
因此,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协调,协调发展的最终结果和表现形式就是二者效益的高度统一,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效益。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人类发展与生存环境协调发展,而且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换言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依据计划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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