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均衡发展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解决人口数量问题

2023-08-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人口数量问题人口自身均衡，亦即人口内部均衡，主要体现为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三方面。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的技术手段的提高和普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加之有关部门大力实施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措施，比如关爱女孩行动、打击两非的违法行为等，亦会持续推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局面的改善。

(一)人口数量问题

人口自身均衡，亦即人口内部均衡，主要体现为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三方面(杨云彦，2011)。“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好办事”这些俗语都说明了人口数量的优势，但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问题也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威胁着我国的生存与发展。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任何很大的数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任何很小的数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人口数量问题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人口结构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六普数据推断出的总和生育率为1.18，既低于政策生育率1.47，也低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提出的1.8的水平，更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2.1，但仅从这一数字推断中国的生育水平陷入了“危机”阶段则是缺乏依据的。此外，尽管总和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据保守估计，我国人口在今后几十年中还依然呈增长的趋势，有资料显示，中国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而世界每年出生的总人口平均为7800万，这意味着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占世界每年出生总人口的1/8左右，也意味着每2年将产生一个澳大利亚人，每6年产生一个英国人，并且这种趋势在中期基本不会受到人口政策或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向华丽等，2015；马娟，2007)，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由此可见，人口数量问题仍会在当前及以后一定时间内存在，因此，看待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的数量问题，首先要求人口在数量方面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短期内，仍要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长；长期内，科学把握人口规律并对人口数量进行合理预测，着眼于保证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稳定有序发展，在对生育进行有意识调节的前提下，转变群众生育意愿，实现人口转换的平稳过渡，使人口的生育率和死亡率能够处于长期较稳定的变化状态，整个人口的发展态势呈现较稳定的规律性(宋健，2002)。

(二)人口结构问题

我国在短短数十年内实现了人口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变，其发生机制既有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更主要地受强有力的政策因素影响，因而呈现迅速、不平衡、不稳定的特点(翟振武，2015)，但也由此带来了人口结构变动等深层次问题，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年龄结构以及人口的城乡分布。

(1)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以及15岁以上未婚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是社会稳定发展的绊脚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8.1，与联合国的标准102～107相比还任重而道远，而15岁以上未婚人口性别比更是达到134.4，严峻的性别比形势使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面临巨大挑战。而从区域分布角度考察，人口出生性别比还面临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表现为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村高于城市，即失衡问题在农村、中部地区更为突出。此外，亦有学者从空间异质性角度探讨了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实证研究显示，人口出生性别比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相邻地区会相互影响，出现趋同的现象。

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的技术手段的提高和普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婚育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子女的性别偏好会逐步弱化，这将成为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的内在动力。加之有关部门大力实施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措施，比如关爱女孩行动、打击两非的违法行为等，亦会持续推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局面的改善。此外，正常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本身会呈现周期性变化(王钦池，2012)，这也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实际工作中把握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趋势，降低并稳定出生人口性别比率。

(2)年龄结构

就年龄结构而言，普查数据显示，199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5.80%，2010年，这一比重上升了3个百分点，达到8.87%，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则从33.52岁增长到37.52岁，按照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社会的新标准，即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更是加大了我国高龄老人(80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

由于人口转变的不可逆性，老龄化的趋势亦不可避免，我国老龄化发展态势十分严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杨江权，2013)，其一为规模大，不仅表现在相对数上，更体现在绝对数上，是全球唯一老年人过亿的国家；其二为速度快，发达国家老龄化水平从5%上升到10%，普遍用了40多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其三为解决难度大，老龄化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已远远超出相关的配套供给。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部分退休老年人业余生活并不同于西方国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只要身体允许，依然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为家庭创造可观的经济收入，例如帮忙带小孩、做家务，或者其他的营生达到自给自足。此外，改革开放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替换那些受教育水平低的老年人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以及老龄化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者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以及经济活动人口比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或延缓老龄化趋势(王立军，2012)，因此在分析老龄化问题时，不能忽视其背后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以及传导机制，短期内，区别名义和真实劳动量供给；长期内，把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趋势和本质，提前做好应对政策。

(3)人口城乡结构

70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转变，传统的计划迁移被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移所取代(杨云彦，1994)，人口迁移逐渐为社会所重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迁移规模达到2.61亿，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增长率达到81.03%，占总人口比例由11.37%上升到19.46%。在城镇化背景的推动下，受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等因素的影响，人口迁出和迁入的分布都呈一定集中趋势，且迁入集中趋势尤为明显；人口迁出呈“多极化”，迁入则更加集中化；一些重要的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迁出和迁入强度表现出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特征，人口迁入重心北移，长三角都市圈取代珠三角都市圈成为新世纪以来省际人口迁入的主要地区，传统迁出大省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迁出规模及增幅始终居前(王桂新等，2012)。巨大的人口迁移流，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合理配置资源，转移剩余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资源、教育、社会保障的压力，给相应部门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在人口迁移成为大趋势的背景下，迁移流主要是从农村迁入城市，尽管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却加剧了农村空心化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农村空心化本质是在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的整体退化，包括农村土地空心化、人口空心化、农村产业空心化和基础设施空心化(刘彦随，2010)。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管理与改革的相对滞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直接导致了田地的荒芜和宅基地的空置，对土地资源形成双向浪费，劳动力的流失进一步造成农村产业的单一化，成为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而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落后，极大地破坏了村庄的整体格局和景观风貌，恶化了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进而又促使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不愿意留在农村，造成一个村子里只剩老人和小孩的情况比比皆是，使空心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日益严峻。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仍面临着与城市劳动力相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洪小良，2007)，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从事着“险、脏、累”的工作，而户籍制度及附着其上的“倾向于城里人”的各种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又将其拒之门外，形成所谓的“伪城市化”。但是就城镇化现状而言，我国城镇化远低于工业化，实现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仍面临挑战，比之发达国家，我国城镇化率也还有待提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亦存在诸多问题。

在分析由人口迁移政策的变更和城镇化的推动促进资源自由流动和合理分配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时，我们亦不应忽视伴随成果所产生的问题。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决策者更应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与合理分布，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促进人口城乡分布均衡，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三)人口素质问题

人口素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已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和影响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虽然多年来国家在加强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力量，纵向上比较，人口素质已有显著的提高，文盲率、升学率、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科研创作等方面都得到了有效改善，但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目前最关键的问题仍是人口素质偏低，科技创新能力偏低。虽然我国目前每10万人受教育的人数已超过了印度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从事开发和研究的人员占总人口比例仍很低，差距还很大，仍然有待大幅度提高。从世界各经济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经验看，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都要快于经济追赶速度，在我国还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其次，我国教育投入占GDP比例较发达国家也还偏低，而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在性别、城乡、区域、民族之间亦相去较远，高素质人才的分布极不均衡，“马太效应”明显。此外，人才结构与实际需求也有一定差距，理论与实践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体现为一方面就业难，另一方面则招工难，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和公司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并存的现象就是一个例证。

如何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把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实施人口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并以此为翘板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关政策制定者予以着重考虑。

人口数量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它与人口结构问题、人口素质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人口自均衡，过去我们主要对人口数量目标进行调控，对人口结构、人口素质所引起的问题没有足够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问题逐步显现，人口自均衡要求我们统筹好数量与结构、质量的关系，在控制人口数量时，更要关注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素质状况，特别要注重提升人口质量，以质替量，形成统筹协调的政策取向，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基于人口均衡发展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解决人口数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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