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长期均衡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

2023-08-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综合各学科相关研究成果和先进分析方法对日益恶化的全球人口、经济、生态、资源问题的理论探讨，建立了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从哲学的视野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直接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

(一)理论根源

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有着深刻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具体来说，可持续发展理论其理论根源主要包括物质性根源、认识论根源和伦理根源等三个方面。

1.物质性根源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物质性根源来自于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唯有夯实的物质基础，人类才能实现生存和发展，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并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不在于其所提出的人口问题的解决思路，更重要的在于其指出了生产资料呈算术级增长，而人口则呈几何级增长这一规律，揭示了人口所面临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性。在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之前，人类乐观地认为地球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一切生活和生产方式，都是以掠夺性、破坏性和反生态性的方式对待资源和环境，将人类社会置身于自然的对立面，导致环境和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恶性循环，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人类未来发展正面临危机。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欧洲50多名经济学家共同创立的生存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强调经济上的持续性发展，“要求经济增长要以生态资源的持续力为依据，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总原则”。生存经济学提倡适度性原则，即经济的发展需要考虑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当代人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尽量保障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权益。通过适度的发展，保护资源环境得以永续地、合理地使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协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也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生存经济学已颇具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身影。

2.认识论根源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论根源来自于未来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使人们不得不正视严峻的现实。1972年，未来学的先驱罗马俱乐部敲响了人类发展趋势的第一声警钟，它提交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中指出，如果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下去，世界就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避免这个“崩溃”的办法就是实现经济的“零增长”。该报告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引起人类对全球未来趋势的关注，引发了人们对人口剧增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思考，有关地球资源无限和人类能力发展无限的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未来学中的发展观点主要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对永续性出发，提出了地球环境中存在的自然资源从总体上有限性的观点。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未来的走向必须建立在正确处理目前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矛盾的基础之上，为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环境和足够的自然资源，防止现代人在满足自己的同时，损坏后代人的利益，压迫后代人的生存。除此之外，未来学还探讨了人类发展模式，提出从根本上转变原有社会发展的生产方式，建设新工业文明的建议。未来学的研究就是把“人类的今天与明天融为一体、统一思维、综合决策”，转变人类的生存视野，将持续发展这一理念植根于人类对世界的各项认识当中。

3.伦理根源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伦理根源来自于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哲学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综合各学科相关研究成果和先进分析方法对日益恶化的全球人口、经济、生态、资源问题的理论探讨，建立了生态伦理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对于人们全面系统地认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它既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生态学的科学理论基础，又提出了可行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两者相结合的生态理性内涵。生态伦理学从哲学的视野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直接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

(二)社会背景

20世纪中后期是全球环境与发展势态急剧恶化的突出时期。1650年全世界总人口约为5亿(邓艾，赵晓芳，1999)，1950年为25亿，1970年为36亿，1980年为44亿，1990年增至53亿，全世界人口在1650年到1950年的三百年间仅仅增加了20亿，而在1950年到1990年的四十年间增加了28亿。在全世界人口规模迅速膨胀的同时，传统的发展模式也给我们人类的未来造成了各种困境和危机:工业文明依赖的主要矿产、石油、煤等非再生资源已初显枯竭的征兆，加上大量地燃烧煤、石油，二氧化碳大量增加，导致气候异常，严重影响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淡水资源分布不均衡，且十分匮乏，能够为人类直接所利用的仅占地球水资源的2.5%，许多发展中国家极易遭受干旱灾害；由于大量林地湿地的开垦及破坏，导致土地退化，世界沙漠和沙漠化面积急速增长；土地退化还带来了物种的灭绝，由于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使得地球上平均每天有50至100种生物灭绝。人类对土地、水源、能源等资源采取掠夺性开发利用，人类生产生活等有毒和有害物质排放量成倍增长，导致人口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出现严重不平衡，“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石油危机、粮食危机、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伴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层出不穷，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急剧恶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即“着重经济发展，忽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迫使各国寻求一种更加科学、健康、持久的新型发展思路，可持续发展理论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酝酿产生的。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增长期”，而与之相伴的是西方国家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西方各国的国民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使得其经济发展从“高额大众消费阶段”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转变，而且也愈来愈关心生活环境的质量，各国开始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纷纷开始了检讨既有的发展观。因此公众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逐渐向一种“绿色消费”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描述生态环境污染情况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唤醒了西方公众对生态问题的普遍关注，以此为契机，各种生态保护组织在西方各国迅速发展起来。加之西方国家公众的环保意识增强和全球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绿色和平运动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并最终从民间自发组织走上了政治舞台，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随后在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以此为标志，可持续发展理论正式形成。

基于人口长期均衡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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