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和银行信托部的代客买卖、经租、代办土地过户登记等业务相当繁忙。信托机构的代收款项业务亦见增长。（二）商务管理信托业务有所进展。信托业务必须将信托财产转移到信托公司名下，代理业务则不以信托财产转移于信托公司，仅仅为手续上的代理。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信托机构经营的真正信托业务只有两项：商务管理信托与信托投资。......
2023-08-09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信托业规模变动与原因
【摘要】：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信托业的行业规模处于鼎盛时期。信托公司改称银行主要与汪伪政府的相关规定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信托公司如果兼营银行、储蓄业务，“与银行应收之资本数额相同”。再从资本总额和资产总额角度来看，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信托业的规模，与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缩水。至于银行只兼营信托业务的，应共有4 000万元的存款。
从机构数量的角度来说，抗日战争前与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开展经营的信托机构数量，从未达到抗日战争时水平。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信托业的行业规模处于鼎盛时期。但是从信托机构的存活率来看，与1927～1937年7月期间比较，则有大幅下降。
一些不知名的非法小型信托机构，其存活情况必然是不佳的，对此姑且不论。单以前述有名可考的58家华商信托公司加上6家外资信托公司考察，抗日战争时共有64家信托公司在上海开展营业，实际情况恐怕要超出这一数字。根据朱斯煌的统计，至1945年5月上海约有30家信托公司，存活率不到50%。
造成信托公司数量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一部分信托公司因经营不善自动停业，如表3-18所示。号：Q199-7-153；《联合征信所关于华丰信托公司筹备复业的调查报告》，1948年6月2日，上档联合征信所档案，档号：Q78-2-14137；《福源信托公司第7届董事会决议录》，1943年5月12日，上档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6。
表3-18 抗日战争期间部分自动停业的信托公司
资料来源：《恒顺信托公司解散清算》，《银行周报》第22卷第48期，1938年12月6日，第9页；《有关同康信托公司的复业情况》，1946年12月10日，上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档号：Q275-1-1822；《国安信托公司为增加资本变更章程等呈上海市社会局文》，1947年4月4日，上档王海帆会计师事务所档案，档号：Q93-1-474；《中信商业银行历次增资情形报告》，1951年，上档中信商业银行档案，档号：Q294-1-1；《正中实业信托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录》，1943年1月10日，上档华丰纺织印染厂档案，档
另外，还应注意到汪伪统治时期信托公司的一种特殊倾向。从1942年底开始，一些经营业绩较好、实力相对雄厚的信托公司相继改称银行。如表3-19所见，从1942年11月10日久安信托公司改称银行开始，在1942年至1945年之间，有相当数量的信托公司陆续改称银行，尤以1944年为多。
表3-19 信托公司改名情况表（1942～1945年8月）
资料来源：朱斯煌：《上海之信托业》，1945年7月1日，《战时上海经济》第一辑，第153页；《金融消息·更改名称之信托公司》，《银行周报》第29卷第25、26、27、28期合刊，1945年7月1日。
信托公司改称银行主要与汪伪政府的相关规定有关。根据1943年3月颁布的《信托公司暂行条例》及6月修正后的该条例，如果同时经营银行与信托业务，信托公司的实收资本要比银行少许多，这对信托公司较为有利。但1943年下半年修正的《银行注册章程》、《储蓄银行法》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普通银行如果兼营信托和储蓄业务，必须收足资本7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信托公司如果兼营银行、储蓄业务，“与银行应收之资本数额相同”。[93]这样一来，如果一家信托公司想兼营储蓄、银行业务，必须缴纳的实收资本数额与普通商业银行没有任何区别。在缴纳资本额相同的情况下，打着银行的旗号相对来说会更吸引客户，很多信托公司就会考虑改称银行。
再从资本总额和资产总额角度来看，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信托业的规模，与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缩水。
以1937年1～6月上海批发物价指数等于100，1945年5月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为803 580.0，[94]上涨了8 036倍。那么1945年5月上海信托业10亿元中储券的资本总额折合成1937年6月底的物价水平，不到13万元法币。1937抗日战争前夕即使数十家银行信托部和数家外资信托机构不计在内，仅中一、上海、东南、生大、国安、通汇、中国、中级、中央信托局、上海兴业信托社10家信托机构，资本总额就接近2 000万元法币。与抗日战争前相比，上海信托业的资本总额相去甚远。
另外，考察上海信托业的资本总额，还必须考虑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0亿元的资本总额，并非是上海信托业自行发展的结果，而是经历了汪伪政府多次硬性增资要求达到的。
1942年6月1日，汪伪财政部命令，所有金融机关资本公积以法币二对一折合中储券。绝大部分信托机构因此资本额缩水一半，少数如中一信托公司因为实力雄厚，将股本公积升作原值不变。
1943年3月13日，汪伪政府颁布施行了《信托公司暂行条例》，规定“银行收足资本在100万元以上者得兼营信托业务”，“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之信托公司其资本至少须达50万元”。[95]由于信托公司多属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只要收足25万元资本，实际上就可以营业了。
6月24日汪伪政府又对该条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第三条规定：“银行收足资本在500万元以上者，得兼营信托业务。”第五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之信托公司其资本至少须达600万元。”第六条规定：“兼营信托业务之银行，其信托部资金，至少须拨足200万元。”[96]再结合公司法，信托公司要收足600万元的一半即300万元，才可营业，而兼营信托业务的银行则至少须收足500万元。
1943年下半年相继修正的《银行注册章程》、《储蓄银行法》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普通银行如果兼营信托和储蓄业务，必须收足资本700万元，其中300万元为银行部的资本，400万元为信托储蓄部份资本。而“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信托公司，本身资本总额至少为600万元，实收至少300万元，兼营银行或储蓄者，至少另添实收资本200万元，其同兼银行储蓄者，至少另添实收资本400万元，与银行应收之资本数额相同云。”[97]如此一来，银行与信托公司如果想兼营业务的话，都必须缴足700万元。
1944年10月，伪政府公布施行了《强化上海特别市金融机关业务纲要》，[98]根据第三条的规定，信托公司每日平均存款数额至少为2 000万元，兼营银行业务的，其兼营部份的存款数额，应加1 000万元，共为3 000万元。至于银行只兼营信托业务的，应共有4 000万元的存款。钱庄只兼营信托业务的，应共有2 300万元的存款。如未能在限期之内，符合上项存款数额标准者，则应增资或合并。根据该纲要第四条的规定，增资后的最低资本额，信托公司为实收1 000万元，兼营银行业务的，其兼营部份资本数额，应加500万元，共为1 500万元。银行只兼营信托业务的，其实收资本应共有2 000万元。钱庄只兼营信托业务的，其实收资本应共有1 300万元。期限为1945年3月下旬，否则加以取缔或停止营业。
在汪伪政府不断硬性要求增资之后，如下表所示，在1943年至1944年间，大部分的信托公司忙于增加资本，个别的甚至经历2到3次增资。
表3-20 部分信托公司资本额变更情况表（1942年6月1日至1945年8月）
续表
资料来源：《伪上海特别市经济局关于各信托公司申报增资文件》，上档伪上海特别市经济局档案，档号：R13-1-1641、R13-1-1016、R13-1-563、R13-1-1928、R13-1-1215、R13-1-1073、R13-1-1322、R13-1-1599；《东南信托公司第105届董监联席会》，1945年1月12日，上档东南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15-1-2；《生大信托公司历年营业报告》，上档生大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75-1-45；《伪上海特别市商会关于和新信托公司资本情况的有关文件》，上档伪上海特别市商会档案，档号：R47-2-69；《利生信托公司为设立信托公司呈伪国民政府行政院文》，1942年6月13日，上档王海帆会计师事务所档案，档号：Q93-1-55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中新信托公司的调查报告》，1943年11月26日，上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档号：Q275-1-1822；《金融消息》，《银行周报》第27卷第13、14合并号，1943年4月15日，第1页；第27卷第19、20合并号，1943年5月31日，第34页；第27卷第47、48合并号，1943年12月31日，第32页；第27卷第25、26合并号，1943年7月15日，第31页；第27卷第27、28合并号，1943年7月31日，第36页；第29卷第17、18、19合并号，1945年5月1日。
图3-1 1937～1944年中一信托公司资产总额和纯益金走势图（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一信托公司历年帐略》，上档中一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29-1-32。
至于单个信托公司的资产总额，也大幅缩水。以设立时间最久的中一信托公司为例，图3-1中所示，在1937年至1943年中一信托公司的总资产额和纯益金呈稳步上升趋势。从绝对数值来看，1944年中一信托公司资产总额最高，达到120 835 779.33元（中储券），与1937年度的15 834 947.81元（法币）相比，绝对数值增加了763%。考虑到当时物价上涨的因素，[99]那么中一信托公司1944年的资产总额仅相当于1937年底的6万元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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