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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信托业地位下降,与抗战前相比有所提高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做为全国独一无二的信托业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首先,一些总部在沪的信托机构随着战事发生,陆续将总管理处或总行迁离上海,削弱了上海的信托业中心地位。考察上海信托业的行业地位,还必须对其在上海金融业中的地位加以关注。与抗日战争前相比信托业在上海金融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主要体现在与银行业的关系日益密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做为全国独一无二的信托业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

首先,一些总部在沪的信托机构随着战事发生,陆续将总管理处或总行迁离上海,削弱了上海的信托业中心地位。

中央信托局的内迁,直接削弱了上海的信托业中心地位。1937年8月内迁前,中央信托局的规模居上海华资信托业之首。迁至重庆后,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国民党政府对其愈发重视,1940年增资至法币1 500万元,1941年增资至法币5 000万元。在政府的扶持下,中央信托局“所负之使命与责任,更加重大,”[83]业务因此有了飞速发展。在原有的信托、储蓄、保险、购料等业务的基础上,新开辟了印制、易货、运输等业务,“不仅以纯粹信托业务为限,且以信托业务与其性质相仿之代理业务并重”。[84]至1944年10月,中央信托局总局设有8个营业部门:信托、储蓄、仓储、产险、寿险、印制、购科、易货,4个管理机构:会计、人事、秘书、稽核。设有昆明、贵阳、桂林、衡阳、成都5个分局,在印度有一个办事处,并在各地中央银行设有代理处。[85]

一些设有信托部的银行相继将总部从上海迁往重庆,如中国、交通、农民银行等。内迁的信托公司较少,仅有上海信托公司在1940年3月22日设立昆明分公司,又于1942年11月23日设立兰州分公司,由于当时后方与上海已失联系,公司重心移置于昆明。[86]

其次,散布在全国其他地区的信托机构成为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

表3-15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开展营业的信托公司名称。总部不在上海的信托公司中,除了久安、广东、重庆三家信托公司,其余10家均为抗日战争时期新设。西北通济信托公司于1940年12月在西安设立,资本额为25万元。[87]1941年3月杜月笙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资本为法币500万元,后因日军侵入香港,迁至重庆。[88]

表3-15 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的信托公司(上海除外)

资料来源:许晚成编:《全国金融市场调查录》上编上海之部,载金融史编委会编:《旧中国交易所股票金融市场资料汇编》下,第2121、2010页;《联合征信所关于中华实业信托公司的调查报告》,1946年7月24日,上档联合征信所档案,档号:Q78-2-14118;童蒙正:《金融专业化与信托事业》,《财政评论》第8卷第4期,1942年10月,第20~21页;张白衣:《二十六年来之中国信托事业》,载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47年版,第216页。

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对国营信托事业倍加重视。除了扩大中央信托局的规模以外,财政部还命令各省地方银行成立信托机构,如表3-16所示,各省地方银行纷纷遵令设立信托部。这些省银行信托部主要有两项任务:“(一)为受贸易委员会及中央物资专营机关之委托,代为收购及运输物资之工作。(二)遵奉中央经济国策投资生产事业扶助地方经济之发展。”[89]

表3-16 抗日战争期间新设立的各省银行信托部

资料来源: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46年》,中国金融年鉴社1947年版,第B4~B9页。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几乎成为可以与上海相提并论的信托业经营中心。除了一些大型信托机构内迁至重庆以外,相当多设有信托部的银行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如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新华银行等。[90]一些总部在重庆的银行原本就设有信托部,如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川康平民银行、重庆银行、川盐银行、四川建设银行等,加上重庆信托公司,重庆信托机构数量相当可观。

全国其他地区信托机构力量的增强,动摇了上海作为全国信托业经营中心的地位,但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华商信托机构的极度“繁荣”,其他地区的华商信托机构力量相对薄弱,因此上海仍然是全国华商信托业的经营中心。

考察上海信托业的行业地位,还必须对其在上海金融业中的地位加以关注。与抗日战争前相比信托业在上海金融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主要体现在与银行业的关系日益密切。“凡是银行的公共组织,信托公司也有加入的资格”,如中一信托公司可以加入银行票据交换所和银行承兑所。银行业所有的贴现政策,都把银行和信托两业,“一视同仁,无分轩轾。”[91]

但从行业的综合实力来看,根据朱斯煌的统计,如表3-17所示,上海信托业在上海金融组织中的地位,“实远在银行钱庄之后,而资力亦远不逮及”。[92]

表3-17 1945年5月上海金融组织资力比较

资料来源:朱斯煌:《上海之信托业》,《战时上海经济》第一辑,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