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和银行信托部的代客买卖、经租、代办土地过户登记等业务相当繁忙。信托机构的代收款项业务亦见增长。(二)商务管理信托业务有所进展。信托业务必须将信托财产转移到信托公司名下,代理业务则不以信托财产转移于信托公司,仅仅为手续上的代理。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信托机构经营的真正信托业务只有两项:商务管理信托与信托投资。......
2023-08-09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做为全国独一无二的信托业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
首先,一些总部在沪的信托机构随着战事发生,陆续将总管理处或总行迁离上海,削弱了上海的信托业中心地位。
中央信托局的内迁,直接削弱了上海的信托业中心地位。1937年8月内迁前,中央信托局的规模居上海华资信托业之首。迁至重庆后,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国民党政府对其愈发重视,1940年增资至法币1 500万元,1941年增资至法币5 000万元。在政府的扶持下,中央信托局“所负之使命与责任,更加重大,”[83]业务因此有了飞速发展。在原有的信托、储蓄、保险、购料等业务的基础上,新开辟了印制、易货、运输等业务,“不仅以纯粹信托业务为限,且以信托业务与其性质相仿之代理业务并重”。[84]至1944年10月,中央信托局总局设有8个营业部门:信托、储蓄、仓储、产险、寿险、印制、购科、易货,4个管理机构:会计、人事、秘书、稽核。设有昆明、贵阳、桂林、衡阳、成都5个分局,在印度有一个办事处,并在各地中央银行设有代理处。[85]
一些设有信托部的银行相继将总部从上海迁往重庆,如中国、交通、农民银行等。内迁的信托公司较少,仅有上海信托公司在1940年3月22日设立昆明分公司,又于1942年11月23日设立兰州分公司,由于当时后方与上海已失联系,公司重心移置于昆明。[86]
其次,散布在全国其他地区的信托机构成为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
表3-15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开展营业的信托公司名称。总部不在上海的信托公司中,除了久安、广东、重庆三家信托公司,其余10家均为抗日战争时期新设。西北通济信托公司于1940年12月在西安设立,资本额为25万元。[87]1941年3月杜月笙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资本为法币500万元,后因日军侵入香港,迁至重庆。[88]
表3-15 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的信托公司(上海除外)
资料来源:许晚成编:《全国金融市场调查录》上编上海之部,载金融史编委会编:《旧中国交易所股票金融市场资料汇编》下,第2121、2010页;《联合征信所关于中华实业信托公司的调查报告》,1946年7月24日,上档联合征信所档案,档号:Q78-2-14118;童蒙正:《金融专业化与信托事业》,《财政评论》第8卷第4期,1942年10月,第20~21页;张白衣:《二十六年来之中国信托事业》,载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47年版,第216页。
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对国营信托事业倍加重视。除了扩大中央信托局的规模以外,财政部还命令各省地方银行成立信托机构,如表3-16所示,各省地方银行纷纷遵令设立信托部。这些省银行信托部主要有两项任务:“(一)为受贸易委员会及中央物资专营机关之委托,代为收购及运输物资之工作。(二)遵奉中央经济国策,投资生产事业扶助地方经济之发展。”[89]
表3-16 抗日战争期间新设立的各省银行信托部
资料来源: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46年》,中国金融年鉴社1947年版,第B4~B9页。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几乎成为可以与上海相提并论的信托业经营中心。除了一些大型信托机构内迁至重庆以外,相当多设有信托部的银行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如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新华银行等。[90]一些总部在重庆的银行原本就设有信托部,如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川康平民银行、重庆银行、川盐银行、四川建设银行等,加上重庆信托公司,重庆信托机构数量相当可观。
全国其他地区信托机构力量的增强,动摇了上海作为全国信托业经营中心的地位,但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华商信托机构的极度“繁荣”,其他地区的华商信托机构力量相对薄弱,因此上海仍然是全国华商信托业的经营中心。
考察上海信托业的行业地位,还必须对其在上海金融业中的地位加以关注。与抗日战争前相比信托业在上海金融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主要体现在与银行业的关系日益密切。“凡是银行的公共组织,信托公司也有加入的资格”,如中一信托公司可以加入银行票据交换所和银行承兑所。银行业所有的贴现政策,都把银行和信托两业,“一视同仁,无分轩轾。”[91]
但从行业的综合实力来看,根据朱斯煌的统计,如表3-17所示,上海信托业在上海金融组织中的地位,“实远在银行钱庄之后,而资力亦远不逮及”。[92]
表3-17 1945年5月上海金融组织资力比较
资料来源:朱斯煌:《上海之信托业》,《战时上海经济》第一辑,第156页。
有关上海信托业研究 1921~1949的文章
信托公司和银行信托部的代客买卖、经租、代办土地过户登记等业务相当繁忙。信托机构的代收款项业务亦见增长。(二)商务管理信托业务有所进展。信托业务必须将信托财产转移到信托公司名下,代理业务则不以信托财产转移于信托公司,仅仅为手续上的代理。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信托机构经营的真正信托业务只有两项:商务管理信托与信托投资。......
2023-08-09
北洋政府延用晚清的银行则例和注册章程,对储蓄银行、实业银行、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分别有所限制。信托公司属于新鲜事物,政府尚未来得及制订专门法规对其进行约束,只要按照公司条例进行注册即可,经营范围几乎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表1-6是当时各信托公司拟定的经营范围。在经营中“取稳健之主义作营业之方针”。通易公司最初是无限公司,主要经营棉花,由黄溯初、范季美主办。......
2023-08-09
表2-1是新增的总公司设在上海的12家华商信托公司的概况。表2-2是这一时期总部设在其他地区的5家华商信托公司,其中诚孚、中国两家在上海设有分公司。沉寂了近5年之后,华商信托公司东山再起,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后因与中央信托局名称相同,奉财政部令并经股东会议决,自1936年1月1日起该公司改称“中一信托公司”。......
2023-08-09
物价上涨对经营信托附属业务也带来负面影响。根据财政部的指令,信托业已不能经营代理买卖证券业务。(二)投资业务面临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华商信托机构涉足较多的投资业务无非是地产、证券、囤积物资等。......
2023-08-09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信托业形成了商营信托机构和国营信托机构两大阵营。国营信托业却恰恰相反,分支机构遍地开花,涉及业务范围极为广泛,获利丰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上海一地国营、商营信托业截然不同的发展状况,与金融信托市场的需求以及信托机构的经营水准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了特殊的金融政策所致。当商营和国营信托机构触犯相同法规时,政府管理部门采取分别对待的措施。......
2023-08-09
首先,确立了上海作为全国信托业中心的地位。其次,从经营内容来看,信托业务的范围有所拓宽。在程联的发动下,1932年1月1日一个非正式的同业组织“上海信托业同人叙餐会”成立。另有相当多的信托机构印发免费的业务宣传小册,供客户索取。......
2023-08-09
根据《中央信托局条例》所载,中央信托局的主要业务分为四大类:“一、信托业务。二、保险业务。三、储蓄业务。四、政府指定之其他业务。”中央信托局经营的真正信托业务并不多,发展状况也不理想。主要开展的业务有:协助同业修订各地费率规章、接受同业分保、办理国内转分保、办理国外交换分保等业务。另外,该局的美金储蓄券、乡镇储券、黄金存款等特种储蓄业务先后奉令停办,余额逐月因转帐而减少。......
2023-08-09
与抗日战争前以及抗日战争时相比,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信托业整体规模有所收缩,主要体现在机构数量递减、资本总额大幅缩水等方面。另外活期信托存款占信托存款总额比重过高,历年均占有90%以上。因此,该局吸收的信托存款并不能作为长期资金进行运用。1947年度中央信托局总收益中,投资证券和生产事业所得仅占总收益的1%。综上所述,不以信托业务为主业的问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信托业中仍然存在。......
202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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