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和银行信托部的代客买卖、经租、代办土地过户登记等业务相当繁忙。信托机构的代收款项业务亦见增长。（二）商务管理信托业务有所进展。信托业务必须将信托财产转移到信托公司名下，代理业务则不以信托财产转移于信托公司，仅仅为手续上的代理。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信托机构经营的真正信托业务只有两项：商务管理信托与信托投资。......
2023-08-09
上海信托业研究成果优秀
【摘要】：抗日战争前的上海信托业，整体经营状况比较稳定，停业的机构数量不多，存活率较高。绝大部分信托机构抹杀了经营个性，不停地在银行业务、外汇买卖、黄金买卖、房地产投资、证券投资、信托业务、代理业务等各种业务间游走，主营方向极不明确，而经营业绩也随主营业务的不同产生大幅波动。信托机构如果一直坚持明确的主营方向，不善应变，将随时面临停业倒闭的危险。
抗日战争前的上海信托业，整体经营状况比较稳定，停业的机构数量不多，存活率较高。尽管专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为数不多，但大多数信托机构均呈现出自己鲜明的主营方向：上海、中国、恒顺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由主营投资业务逐渐向银行业务过渡；中一、国安、通汇等一直以银行业务为主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托部一直以经理代理业务为主；大陆、浙江兴业银行信托部以投资地产业务为主业；中央信托局、上海市兴业信托社则主要经营政府信托业务；外资信托机构以经营证券、地产投资为主。
抗日战争期间，经营正常的信托业务与银行业务很难盈利，上海市面的投机动向变幻莫测，信托机构想要盈利，不得不随投机风向相应改变经营策略。绝大部分信托机构抹杀了经营个性，不停地在银行业务、外汇买卖、黄金买卖、房地产投资、证券投资、信托业务、代理业务等各种业务间游走，主营方向极不明确，而经营业绩也随主营业务的不同产生大幅波动。前述诚孚公司、金城银行信托部都存在这种情况。下面以中一、生大两家信托公司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从盈利的角度来说，这两家信托公司对经营动向把握得比较到位，每年均有盈利。
中一信托公司当时已有信托界“翘楚”之称，[70]向来经营作风稳健，自1921年开办以来至1937年，历年银行业务收益均占总收益50%以上，上下波动很少超出20个百分点。从1937年开始，如表3-9所示，中一信托公司的银行业务收益在总收益中的比重上下波动幅度极大，最高1944年占78%，最低1943年仅占16%。个中原因，无非是由于该公司在某些年份加大了房地产和证券投资的力度，在个别年份（如1943年）投资业务带来了超额利润，相比之下，银行业务收益显得不是非常重要了。
表3-9 中一信托公司历年收益分析表（1937～1944年）
注：“各种手续费”包括：“仓库收益”、“保管费”、“手续费”。“其他收益”包括：“杂损益”（1937～1944年）、“上年滚存”（1938～1944年）、“收回呆账”（1944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一信托公司历年帐略》中相关数据整理计算，上档中一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29-1-32。
业务定位的不断变化，导致中一信托公司的业绩也随之起伏较大，见表3-10。
表3-10 中一信托公司历年经营业绩分析（1921～1950年）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一信托公司历年帐略》中相关数据整理计算，上档中一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29-1-32。
表3-10显示，1921～1936年间，中一信托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最高年份1923年为12.39%，最低的年份是1927年，只有6.17%，上下相差仅6个百分点。每百元营业额中，纯益金最高的是1923年的7.44元，最低的是1936年，仅1.42元，上下相差仅6元。抗日战争时净资产收益率最高的1943年为361.65%，最低1937年为0.11%，每百元营业额中纯益金，最高的是1943年的25.31元，最低1937年仅有0.02元，上下落差悬殊。这其中当然有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但不能否认与中一信托公司营业方针不断变化大有关系。
如表3-11所示，生大信托公司的资产类项目中，放款所占的比重呈波浪式变化。从1937年的28%下降到1940年的2%，然后又开始回升，1944年突然升至31%。投资房地产和证券买卖所占的比重，除了1940年降到历史性最低6%以外，基本上在30%以上，最高的1943年达到70%。起伏最大的是现金及存入同业一项，1940年高达92%，最低的1937年仅占11%。
表3-11 生大信托公司历年主要资产类项目所占比例（1937～1944年）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生大信托公司历年营业报告》中相关数据计算所得，上档生大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75-1-45。
表3-12中的收益分析显示，生大信托公司历年利息收入相对比较稳定，但手续费、证券投资、外币买卖盈余三项收益上下波动剧烈。
表3-12 生大信托公司历年收益分析表（1937～1944年）
注：生大信托公司的损益计算书中，在1937～1944年间，仅有1937、1938、1944三年的报表将利益一项明晰化，其余各年只有“利息及其他收入”一项内容。
资料来源：根据《生大信托公司历年营业报告》整理计算，上档生大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75-1-45。
信托机构如果一直坚持明确的主营方向，不善应变，将随时面临停业倒闭的危险。下面考察几家主营业务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的信托公司经营状况。
恒顺信托公司，以银行业务为主业，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公司的放款大部分在沦陷区，无法收回，而公司负债方面，“已陆续发还，所余无几”。1938年11月27日，经临时股东会决议，解散清算。[71]
正中实业信托公司，按照公司发起人的意愿，设立该公司目的“在于经营信托管理事业，尤着重于工厂之管理”。[7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环境不断恶化，上海为数较多的工商企业因原料缺乏相继停顿，致“公司原拟经营各种业务均未克进行，仅恃消极方面之一部分业务收入，殊不足维持本公司日常开支”，1943年1月，经临时股东会议决，该公司宣告清算解散。[73]
华丰信托公司，前身为1939年成立的华丰公司，专门代客买卖美国股票，“嗣因上海外商股票交易旺盛，乃亦加入众业公所为会员，业务颇为发达”。1941年8月15日，改组成立华丰信托公司，领有财政部、经济部执照。在外商股票交易发达时，该公司“营业旺盛，获利极丰，在华商同业中，可称首屈一指”。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众业公所停止交易，该公司的营业“遂一落千丈”，[74]仅仅开业四个月，1941年12月23日就停止营业。[75]
相对而言，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比较幸运。该公司虽然一直以投资外股公司有价证券为主业，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公司就已经停业清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由于该公司投资的各种外股公司有价证券，“除小部份投放于橡皮公司外，余者多集中于本埠”，其经营状况极不稳定，随上海市面状况变动而波动很大。
抗日战争前受1934～1935年金融风潮影响，从1935年开始，该公司持续亏损。1936年市面稍稍转好，又遇战争爆发，到1938年3月止，公司共计亏损226 039元，[76]曾数次暂行停付债息。[77]
从1938年开始，上海租界呈抗日战争时畸形发展状态，在这种环境下公司所经营的各项业务多能欣欣向荣，投资各企业的股息收入有大幅度增加。如表3-13所示，该公司的股息和红利收入，以1937年度为基准，1938年、193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260%和424%。
表3-13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收益分析（1937～1939年）
续表
注：原表中为1940、1939、1938年度损益表。由于该公司年度营业报表截止时间为下一年3月31日，如1937年度营业报表起止时间应为：1937年4月1日至1938年3月31日。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79页。
根据1940年3月31日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分析，1939年度该公司资本为4 895 104.89元，公司债为3 821 958.18元，两者合计8 717 06.07元，投资金额为8 882 278.28元。资产、负债两方金额基本一致。[78]
“八·一三”事变后，外股交易市场极度活跃，“且外股票面均以外币计算，价格因外汇汇率上升而昂腾”。[79]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所持股票的市价，要比帐面上的投资数高出很多。1940年3月31日该公司所持股票市价，约值14 216 216.50元。而前一年，即截止1939年3月31日，投资帐面价值9 543 862.00元，市值仅有6 963 780.00元。可见，一年之内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持有的股票市值上升了204%。1939年度该公司将部分投资的股票进行交易，获利300余万元。
由于股息、红利收入的增长，加上所持股票市值的大幅上扬，从1938年度开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扭亏转盈，此后两年间，如表3-14所示，年度纯益金额，扶摇直上。至1939年3月，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已将所有延期债息全部付清。
表3-14 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历年纯益及股息情况
资料来源：《沙逊集团在旧中国》，第105页。
1940年3月底该公司决算之后，所持股票市价，曾经历过大起大落。5月初投资额大约为1 800万元，其后因受股票市价的暴落，约跌落50%，[80]根据1941年1月初众业公所的市价估算，该公司投资所值仍在1 300万元以上。[81]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本身的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幅度颇大。如1940年的最高价为5月份的39.25元，最低价为同月的8.60元。同一月间，相差近五倍，“其投机气氛的浓厚，不言可喻”。[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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