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间共有7家外资信托机构在上海开展营业，普益、上海仓库信托公司，加上新增的5家外资信托机构。这些来自各大洋行的投资者在中国投资信托公司，主要与当时国际上银价暴跌有关。新设的外资信托机构主要由英商投资，雷斯德信托公司具体投资者情况不详，另外4家的投资者基本上来自实力雄厚的洋行。......
2023-08-09
新增华商信托：上海信托业研究
【摘要】：表2-1是新增的总公司设在上海的12家华商信托公司的概况。表2-2是这一时期总部设在其他地区的5家华商信托公司，其中诚孚、中国两家在上海设有分公司。沉寂了近5年之后，华商信托公司东山再起，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后因与中央信托局名称相同，奉财政部令并经股东会议决，自1936年1月1日起该公司改称“中一信托公司”。
从1927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有12家新增华商信托公司将总公司设在上海，诚孚、中国这两家外地信托公司也在沪设立分支机构，加上中央和通易，共有16家华商信托公司在上海开展营业。
表2-1是新增的总公司设在上海的12家华商信托公司的概况。
表2-1 上海新增华商信托公司一览（1927～1937年7月）
资料来源：《联合征信所关于各信托公司概况调查》，上档联合征信所档案，档号：Q78-2-14142、Q78-2-14119、Q78-2-14147、Q78-2-14146、Q78-2-14336、Q78-2-14438、Q78-2-14141；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版，16、19、122、113页；《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版，第E111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信托业调查资料》，上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档号：Q275-1-1822；《和昆信托公司股东会决议录》1929年10月1日，上档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档案，档号：Q90-1-91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恒顺信托公司的调查.调查报告第8650号》，1935年7月1日，上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档号：Q275-1-2291。
表2-2是这一时期总部设在其他地区的5家华商信托公司，其中诚孚、中国两家在上海设有分公司。1936年冬诚孚将总公司迁到上海江西路212号，天津总公司则改为分公司。中国信托公司总公司虽然设在香港，但“香港并不经营业务，营业重点始终在上海”。[1]
表2-2 1927～1937年7月全国各地的信托公司（上海除外）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中国信托公司的调查.调查报告第13220号》，1936年12月28日，上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档号：Q275-1-2291；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版，127页；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72～973页；陈明远：《我国之信托事业》，《东方杂志》32卷7号，1935年4月1日，第142页；《久安信托公司营业执照》，上档久安银行档案，档号：Q293-1-1；朱斯煌：《对于我国目前信托事业之感想》，《银行周报》第20卷第31号，1936年8月11日，第7页。
沉寂了近5年之后，华商信托公司东山再起，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首先与上海市面充裕的资金状况以及投资环境有关。新增的信托公司设立时间大都集中在1928～1933五年间，正是上海市面资金剩余状况比较突出的时期。
1930年前后，由于各发行银行增加发行，而内地时局动荡，资金纷纷集中于以上海为首的沿海通商大埠。加上时值国际银价下落，大量白银纷纷涌入中国，导致“中国沿岸各都市之资金，均形增加，且有剩余之状”。[2]这种现象在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1928年底，上海存银概数为186 985 000元，到1932年增加到438 339 000元。[3]
资金过度充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信用膨胀，这就需要扩充投资渠道。受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及“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上海工业品销路一路下滑，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境况十分窘迫，投资工商实业在当时看来并不合时宜。与工商业不景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的债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却异常活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发行了数额巨大且利息较高的公债。以1930年发行的四笔公债为例，额面共达17 400万元，[4]“其投资利息恒在一分五厘以上”。此外，上海的外商公司在国际银价下落后，“为免除汇兑上危险起见，不向其本国融通资金，而纷纷发行公司债票或股票，以吸收上海市上之游资，如电力公司、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各地产公司等发行数额，合计亦在3 000万两左右，国人之有余资者，无不争先竞购”。[5]而上海的房地产业在1929～1931年间正处于上升期，“人民及银行纷纷投资，盛极一时，且其时金融业经营房屋，受押地产者，日见众多，地产交易，顿见活泼。”[6]在这种环境下，投资有价证券和房地产业成为游资最好的获利去处。
伴随着房地产、有价证券投资交易活动的日渐兴盛，各种相关代理业务的需求剧增，证券保管、代理证券买卖、代理房地产买卖、经租等业务应运而生。设立信托公司既可以经营上述代理业务，又可以借吸收存款的名义获取社会剩余资金，名正言顺地进行证券、地产投资，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1930年前后华商信托公司表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对投资信托业起了较好的示范作用，改善了社会上对信托公司从事投机的不良印象，使人们对这一新兴金融行业的发展潜力抱有较高期望。
“信交风潮”之后，通易和中央信托公司经过十余年时间经营，进步相当显著。从营业能力来看，表2-3中的数据显示，中央信托公司在实收资本额保持不变的情况下，1921年至1936年期间资产增加了近4倍。通易信托公司1935年度的总资产比1922年度增加了3倍多。在1936年之前两家公司每年均有盈利。
表2-3 中一、通易信托公司历年经营状况分析（1921～1936年）
资料来源：《中一信托公司历年帐略》，上档中一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29-1-32。1922年通易公司报表源自：《通易信托公司股东会纪闻》，《银行周报》第7卷第8号，1923年3月6日，第26页。其余各年来源于：《通易信托公司1925～1935年度营业报表》，上档通易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31-1-2。
两家公司还增添了不少新业务和分支机构。以中央信托公司为例，分别增设了汉口、浙江余姚两处分公司，虹口、上海西门、上海西区三个办事处。1929年在上海华商交易所添设第2号经纪人，并在信托部附设证券股。1930年开始兼办地产事务。1935年因证券业务委托量剧增，将证券股扩展，专门设立证券部。同年又加入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票据交换所，为第40号交换银行。后因与中央信托局名称相同，奉财政部令并经股东会议决，自1936年1月1日起该公司改称“中一信托公司”。[7]为方便起见，以下行文一概称其为“中一信托公司”。
1928～1931年间新设立的国安、恒顺、中国信托公司也表现出不俗的经营业绩。表2-4可见，1932年度除了中央银行、邮政汇业局等有特殊权利的官办行局以外，小银行与信托公司“因其放款利率较高及准备较轻之故”，[8]同时也因部分信托公司从事获利较厚的地产、证券投资，获利普遍比大型的商业银行丰厚。
表2-4 1932年度上海部分金融机构每1 000元营业额获纯益金统计表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717页。
第三，专业人士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增进了社会上对信托业的认识，也扩大了信托业的影响。在“信交风潮”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除了《银行周报》等报刊陆续刊出介绍欧美、日本信托业发展动态的文章以外，程联、杨端六、陆松荫、孔涤庵、徐沧水等一批专业人士相继出版了信托学论著。[9]他们中有不少人开始积极参与信托公司的创办和经营。如朱斯煌担任中一信托公司信托部主任，程联“游学美邦，专攻信托，凡八阅寒署”，[10]回国后于1930年创办上海信托公司，任总经理一职。一些信托公司的领导人，也积极参与宣传工作，如中国信托公司总经理麦佐衡，通易信托公司总经理黄溯初等。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学识经验，两极丰富”，[11]根据实践中的经验，现身说法，对上海信托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途径都有比较客观的看法，很有说服力，容易扩大信托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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