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这些投资者“似于中国之新经济前途颇抱乐观”,[33]但考察信托公司发起人投资行为背后的动机,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二种信托公司的设立动机在于抵制其他信托公司套取资金,发起人基本上以银钱界人士为主。中央和通易信托公司属于此类情况。尽管资本数额庞大,创立时间短促,但是各信托公司的招股情况却异常顺利,往往“早晨发起设立,当日即可收足股款”。......
2023-08-09
1921年夏秋之际,上海一地出现了12家华资专业信托公司,表1-3是12家信托公司的基本情况。
表1-3 1921年上海各信托公司开办概况表
续表
注:资本额单位为“万元”。
资料来源:《杂纂·6月份上海新企业之统计》,《银行周报》第5卷第25号,1921年7月5日,第25~26页;《杂纂·7月份本埠新企业之统计》,《银行周报》第5卷第31号,1921年8月16日,第28~30页;《杂纂·8月份本埠新企业之统计》,《银行周报》第5卷第36号,1921年9月20日,第29~30页;《交易所之暗礁》,《银行周报》第5卷第40号,1921年10月18日,第2页;《杂纂·11月份上海新企业状况一览》,《银行周报》第5卷第50号,1921年12月27日,第30~31页;《太平洋物产证券与运驳信托》,《时事新报》1921年8月23日,第1版;《中易信托公司开幕》,《申报》1921年9月2日,第5版;《神州信托公司开幕志盛》,《商报》1921年10月25日,第3张第3版。
上述12家信托公司的创立时间集中在5、6、7三个月。此外6、7月上海还有数家信托公司和信托银行计划成立:6月18日万印楼等人发起的上海信托商业储蓄银行召开创立会,资本金额50万元。[19]6月25日上海著名棉纱商徐庆云等人组织的纱业信托银行召开发起人大会,资本500万元。[20]7月李光迪等人向农商部申报注册成立中国信托公司。这3家机构后因各种原因没有创立成功。
在短短三个月内,上海同时出现12家信托公司,资本额合计高达8 100万元,平均每家信托公司接近700万元,按照实收资本额计算,也接近200万元,这种发展规模显然是反常的。当时资本总额在200万元以上的华资公司,并不多见,资本额在500万、1 000万以上的公司,更加少见。以银行业为例,根据《银行周报》的调查,除了一些新设立的银行名称不详外,1922年初在上海开展营业的华资银行共有46家,其中资本总额在1 000万元以上的仅有中国、交通、中国实业、中南、边业5家,500万元以上仅有盐业、金城、新华、劝业、通商等6家。实收资本额在200万元以上的仅有9家银行。[21]信托业的资本规模几乎达到上海华资银行业20余年的发展水平。这种发展态势有悖常理。一个国人几乎完全陌生的新兴金融分业,为何在短短数月之内会吸引巨额资金纷纷眷顾?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两点。
首先,1920年下半年开始至1921年初,上海市面一改前几年的紧张,银根变得宽松,拆息日低,银洋库存极其充裕,充斥于市面的过量资金急于寻找有效的投资途径。
1919年,上海一地的银根尤为紧张,银拆和洋厘之高,“远过于往年也”。鉴于前一年的紧张情况,1920年输入上海的金银数额相当可观,“金达海关平三千六七百万两,银约达七千万两。”[22]但预计中的银根紧急情况并没有出现。1920年,因各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整理,商务停顿,中国出口货物受到很大影响,交易额大大减少,出口净值由1919年的630 809 000海关两,下降为541 631 000海关两。进口净值虽有所上升,[23]但由于国内时局动荡,战乱灾荒不断,货物不易运销内地,加上1920年2月开始,汇率持续下跌,因此进口业也大受打击。[24]作为全国最主要的进出口贸易口岸,上海所受影响尤其严重。从1920年夏天开始,上海一地“货物屯积,销路呆滞,除纱厂面粉厂等,营业尚佳外,其余之工商,十之九皆大减色,而尤以疋头业、五金业、航运业、进出口业者,受亏为最巨。商家之倒闭亏折者,时有所闻,诚商场中罕有之厄运也”。[25]市场陷入如此险恶的境地,沪上的银行钱庄变得非常谨慎,不敢贸然放款。上海市面的银洋库存数额越积越多,到1921年2月中旬库存的银两多达4 600余万两(2月19日),银元库存也常在3 700万至3 800万元左右。数额之多,“数年以来所未有也”。[26]这么多的资金需要寻找合适的用途,购置产业是消化资金的方式之一,“然资本尚多,非地产所能尽”。[27]在银根变得异常宽裕之后,银拆就日趋低落,1921年春天,“银拆常在二三分或四五分,惟储存现银,利息不无吃亏。”[28]上海聚集的大量资金必定要寻找有效的流动渠道。
其次,在1920~1921年间,上海交易所林立,获利丰厚,受巨额利润的刺激,游资迅速注入交易所以及与交易所有密切联系的信托公司。
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内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有必要建立专门的长期资本市场来解决一系列问题。1920年7月1日,虞洽卿等人酝酿已久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资本500万元,先收四分之一。由于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需求,开业仅半年,就以实收股款125万元,获得纯利50余万元,[29]年收益率超过80%。1921年春天,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杂粮油饼交易所、华商棉业交易所相继成立,开业后“莫不获利倍蓰”。[30]社会上视交易所为致富捷径,充斥于市的剩余资金闻风而至,五花八门的交易所纷纷设立。在1921年春天拆息在三四分之际,“交易所设立如林,吸集资本为数甚巨,中外银行之存款,率多移出投资于交易所。”[31]到了夏季,由于对“橡皮风潮”记忆犹新,银钱界已经嗅出了交易所的投机成分,上海的华商银行对于以交易所股票抵押放款,已经有不收受的表示,钱业中稳健者也开始持同样态度。银钱界态度的转变,使交易所资金来源成为问题。但此时超常的利润已经令投机者欲罢不能,为了获得新的资金来源,他们开始创办信托公司,募集社会游资,然后以交易所股票向信托公司抵借资金。因此,大多数信托公司的成立,是因为“做交易所不成,弄交易所股票不到手,降格以求,就来办信托公司”。[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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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9
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华商信托公司在经营上具备了以下几大鲜明特点:第一,经营状况总体比较稳定,存活率较高,基本上脱离了投机。东方信托公司对外宣称经营“一切信托、银行业务,代理买卖公债证券,经营房地产及各种保险、国内外汇兑、企业设计”。种种迹象表明公司自开办以来,“经营各项业务,成绩颇佳”。和昆和通易信托公司属于经营者调整营业自动歇业。......
2023-08-09
作为信交风潮中硕果仅存的两家公司,在1922年至1926年间,中央和通易信托公司的经营状况可以用稳中有升来概括。资料来源:根据《中央信托公司历年帐略》资产负债表中相关数据整理计算,上档中一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29-1-32。(二)通易信托公司与中央信托公司低调、稳健的经营风格相比,通易公司更加开放、大胆。在这一点上,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中央信托公司。......
2023-08-09
1945年9月底,国民政府财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令,专门针对收复区金融机关的清理和复业。[2]经过清理以后,华商信托公司数量骤减。除了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荣丰实业信托公司、大同银行信托部等少数从内地迁往上海的信托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再无新增的华商信托机构。这一法规的颁布等于宣告禁止新设信托公司和银行信托部。随着金融管制进一步加强,已有的华商信托公司数量不断下降。新银行法的这一规定无疑给信托公司当头一棒。......
202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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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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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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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9
幸运的是,专业人士并未因风潮发生对信托业本身予以全盘否定。1922年3月7日刊出的《银行周报》第6卷第8号,以“恐慌预防号”为专题,刊登了一系列反思风潮的文章,主要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投机心理进行剖析和批判,对信托业本身并无任何指责。[98]他们仍然致力于推广介绍信托学说,1922年杨端六、陆松荫等人相继出版信托学专著,[99]《银行周报》等报刊继续刊登介绍英国、美国、日本信托公司的文章。......
202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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