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静，你的文章被叙事者团队推荐给杂志发表了你知道吗？”当我满怀兴奋地告诉她时，张丽静还是不敢相信。拿着稿费，张丽静反复回味着那位工作人员的话，心里突然多了几分自豪——在教师群体地位越来越尴尬的环境里，一篇小文的发表竟然会让教师形象豁然绽放。张丽静忽然记起，望亭中心小学的办学理念不恰恰就是“让我们一起温暖地绽放”吗？......
2023-10-25
学术论文发表成果：照片对形象的逆转
【摘要】：正是媒体上大面积引用的无声的、含泪的、揪心的以至惹人无限怜爱的照片将吴英的强势形象成功转入弱者。它成功地消解了吴英的反抗形象，化解了吴英出格的辩护和本应受到大众舆论严惩的过激言词。因此，传媒作为另一层次的父权形式，它通过照片发酵民众意识，促使其释放对吴英的怜爱，这种怜爱汇聚、上升，最终产生撼动死刑判决的力量。
在父权体制下，吴英的脱死求生不能靠自己的反抗，只能借助更大的父权的怜爱。根据公安部的数据，2008年至2010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非法集资类案件5000 余起；2011年1月至9月，全国非法集资类案件达1300 余起。据浙江省高院数据显示，浙江省因集资诈骗罪而获刑的人数从2007年的8人上升到2011年的75人，共219人，被执行死刑的有杜益敏、王菊凤等。对于她们，也有媒体试图搭救。媒体将43 岁、长相粗犷的杜益敏冠以 “小姑娘” 称号，将王菊凤冠之以 “台州吴英” 的称号。[100]因为媒体知道，与凯西案的受众不同，我们的公众对于这样复杂的刑事案件只能接受几个符号和标签，并没有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关注力。因此需要推出一个符号或锁定一个标签，利用情感激发原理，通过情感控制的方式吸引大众注意力。但是，媒体却只救下了吴英。
在吴英案中，媒体最成功的表现就是推出一张张被圈在被告人栏里的吴英照片。一张：吴英只能轻轻地回眸，手臂被男法警硬生生地掐住；[101]又一张：吴英只能低头饮泣，另一侧是眯缝着眼、神情漠然的女法警；[102]再一张：吴英抬起头，已是通红的眼圈，和死死抿着的嘴唇。[103]于是，我们眼前，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我们心中再也无法忍受将死刑和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孩联系在一起。于是，民意汹涌，群情激奋。
这是一次精准的构建，成功地传递给我们一个弱者的形象。正如 《悲惨世界》 的开篇选择珂赛特，《红楼梦》 的开篇选择英莲，《边城》 的开篇选择翠翠，故事从一开篇就因弱者形象的选择博得满纸泪水，这种角色的塑造往往会让受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作者的情怀中。因此，即便如雨果、曹雪芹、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师，也都俗套地重复使用弱女子这一形象，且屡试不爽。虽然是不同的故事构架，但都是从弱女子这一令人唏嘘不已、千古伤心的坐标原点发散出去。是的，女性，弱小的女性，才会受到关心和怜悯。
照片造就了一个楚楚可怜的动人弱者形象。这使得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所谓吴英案，就是一张回眸欲哭的照片。正是媒体上大面积引用的无声的、含泪的、揪心的以至惹人无限怜爱的照片将吴英的强势形象成功转入弱者。它成功地消解了吴英的反抗形象，化解了吴英出格的辩护和本应受到大众舆论严惩的过激言词。徐章宏教授曾指出：吴英在回答公诉人提问时，往往不是直接回答而是多次使用反诘句来质问公诉人，充满着蔑视、挑衅。其次，吴英对公诉人提出的问题往往闪烁其词，回答问题时使用模糊词和模糊限制语，并向公诉人发难。吴英多次反客为主，迫使公诉人严正申明：“不要问我，我现在问你。” 被告人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对公诉人进行反驳甚至挑衅，这种情形在庭审中是十分罕见的。[104]而如果被传递出来的是这些，大众将无法接受其行为，将反感其态度；如果媒体渲染的是政府门前孤立无助的百姓在寒风中举着 “还我血汗钱” 纸牌的场景，大众又该作何反应？可以想象，那样的吴英还是弱势的形象吗？
其实，正是媒体传递和截取的片段在左右着 “大众” 这个更大父权的意识，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准确地落入媒体的这种构建之中，他们会对吴英表示这样的怜爱——吴英 “总让观者的心里隐隐作痛。这种爱与恨，即便出于直觉，想来也有正当理由”。[105]这种所谓的 “隐隐作痛的直觉”，源于媒体经过对照片的修饰，隐去了吴英咄咄逼人的强势形象，留下了一个楚楚动人的无言的女孩形象，这最终成为决定吴英案走向的一个关键要素。这种 “隐隐作痛的直觉” 并不普遍，王菊凤和杜益敏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媒体若是给被告人贴上 “80后女子涉嫌诈骗4.1亿含笑受审，其父批评女儿狂妄” 这样的标签，并配上令人愤怒的该女子在庭审中 “含笑的照片” 时，[106]这种 “隐隐作痛的直觉” 更是无从寻觅。而凯西案中媒体传播被害人小凯莉口鼻均被胶带紧紧缠裹的照片、凯西的纹身照片和半裸照片时，这种 “隐隐作痛的直觉”则会调转方向。
因此，传媒作为另一层次的父权形式，它通过照片发酵民众意识，促使其释放对吴英的怜爱，这种怜爱汇聚、上升，最终产生撼动死刑判决的力量。这就是福柯所说的没有固定归属、分布零散、没有中心、在所有人中间流动、自下而上的，其运行并不直接遵守某一种规制，但却必然受到控制，从而不可能完全独立行使的所谓微观权力。因此，这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marx-ist—feminist）本质论代表人物凯瑟琳·麦金侬教授在其 《色情作品、民权和言论》 中所说的：“男人观察女人的方式决定了妇女能成为什么样的人。”[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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