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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背景下的日常审美价值

【摘要】:博物馆文创产品有别于一般商品,形成其核心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审美性。在“审美泛化”的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以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为内在驱动力,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具体体现。博物馆文创产品充分发挥和利用文化艺术元素在物质产品设计、制造中的作用,通过改变产品的外观造型设计或内部构造设计,在提高产品实用价值的同时,赋予或提升产品的审美价值。

博物馆文创产品有别于一般商品,形成其核心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审美性。审美需要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高级精神需求。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基本需要和成长性需要。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成长性需要不受本能支配,它的满足可以带来最大的快乐,主要包括求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审美需要属于高层次的,对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审美需要使人希望处于愉悦、舒适和美观的环境之中,当这种需要无法满足时,会产生心理障碍。“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的审美需要。丑陋会使他们致病(以特殊的方式),身临美的事物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渴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25]

出于对审美需求的天然追求与回应,以“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为特点的“审美泛化”已成为后现代文化美学特质,代表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麦克·费兹斯通(Mike Featherstone)。“日常生活审美化”即指将“审美的态度”引入现实生活,赋予日常生活用品以美学和艺术的品质,使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观物品显现出审美性。[26]以此观之,任何日常事物都可以用审美的方式加以呈现,推动传统的精英审美品位向大众审美文化转型。事实上,阿多诺晚年对文化工业进行再思考时,即提出“大众文化被纳入文化工业模式”后,加速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现实趋势,从而形成了一种艺术化的现实生活”。[27]文化工业制造的经济动力因素介入后,进一步推动了“大众对自身与周遭生活越来越趋于美化的装扮”。鲍德里亚在《符号交换与死亡》中提出“拟像三序列”的理论,认为有别于古典时期的“仿造”(counterfeit)和工业时代主导的“生产”(production),当代文化流行的是以代码和符号为主宰的“仿真”(simulation)模式,表现为“图像转向”或“视觉文化转向”。[28]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仿真式“拟像”在当代文化内部的不断膨胀和爆炸。鲍德里亚将这种文化特性形容为“超美学”(Trans aesthetics),艺术元素渗入所有对象,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某种审美符号。

在“审美泛化”的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以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为内在驱动力,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具体体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审美价值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开发原型的文物资源自身具有的审美意蕴,二是通过艺术化设计方式最大程度提取和表现产品的美学内涵。作为卢浮宫的三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有着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卢浮宫授权合作制造商,通过截取画作元素开发了几十种文创产品,让《蒙娜丽莎》走入千家万户,这些产品携带了画作原型的部分动人韵致。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基于翡翠白玉摆件开发了多种多样的文创产品,多数是日常用品,传达了原作天青月白的淡然飘逸之美。梵·高博物馆所有的文创产品都来源于馆藏的梵·高画作,无论是缀满杏花的靠垫、丝巾、服饰,还是遍布星空意象的文创伞,无不将人带入梵·高的美学世界。文创产品中的仿真复刻品,直接被应用于家居装饰,更是充分发挥了审美效用。设计产业融合美学观念是审美经济的表现。艺术与技术、文化与设计结合在一起的技术美学观,使文化因子、文化元素广泛地渗透到物质产品中,通过商品中文化价值的强化,走向家庭艺术化、社会审美化。博物馆文创产品充分发挥和利用文化艺术元素在物质产品设计、制造中的作用,通过改变产品的外观造型设计或内部构造设计,在提高产品实用价值的同时,赋予或提升产品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