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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研究的推动效果

【摘要】:新博物馆学运动思潮下的“博物馆教育”实质上经历了从“教化”到“学习与体验”的转变,从单向、被动和灌输式的接收模式向互动式、参与式、探究式的学习模式转型。1984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发布报告,明确提出“教育”是博物馆的灵魂和首要目标。经过几百年来自身不断的发展演变和新博物馆学运动的推波助澜,博物馆正式成为普通大众接受教育的场所,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众大学”。

收藏是人类固有的原始行为之一,博物馆学家阿尔玛·魏特琳将人类收藏物品的动机分为经济性的、社会地位象征性的、宗教性的、群体象征性的、对个人情感忠诚性的和好奇追求性的六类。[13]最初的博物馆的建立即起源于人们收藏并拥有奇珍异宝和古玩古董的心态,因此各种类型的家庭“藏宝室”和“珍奇柜”被视为博物馆体制的滥觞。在早期自然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搜集、集中展示以便于观察研究各类动植物标本的需要催生了自然历史类博物馆的构建,如英国早期的阿什莫林(Ashmolean)和特雷德斯坎特(Tradescant)博物馆,都是基于人类认识世界的需求而创建。18世纪,林奈分类法的推广运用,为此类博物馆展示藏品提供了依据,并推动其作为博物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得到延续和发展。继地理大发现之后,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和探索使人种学和人类学得以诞生,人类学博物馆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18世纪工业革命和19世纪博览会的出现则孕育了科技类博物馆,如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推动成立了国家科学和工业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现代博物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艺术博物馆,在博物馆发展史上出现的较晚,1793年开放的法国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博物馆。随着博物馆概念的不断演变和扩展,儿童博物馆、行业博物馆等更多的类型陆续出现。

然而,不管属于何种类型,早期博物馆的首要功能都是收藏,其次是展示和研究。苏东海先生曾专门撰文阐述了博物馆演变的历史轨迹,指出博物馆从古至今的发展形态分为原始、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从起源到17世纪,博物馆处于以收藏为唯一职能的原始形态阶段;17—19世纪,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研究成为博物馆的第二职能,博物馆步入了近代形态;从19世纪至“二战”时期,教育成为与收藏、研究并重的职能之一。[14]“二战”后,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得到进一步重视,并最终超越了收藏和研究职能,成为博物馆的首要职能。这一变革部分归功于酝酿于20 世纪70年代的“新博物馆学运动”(movement of new museology)。美国博物馆学家皮特·弗格(Peter Vergo)于1989年首先提出“新博物馆学”的概念:“新博物馆学是一种对‘旧’博物馆学、博物馆内部与外部专业普遍而广泛的不满的陈述……旧博物馆学的疏失在于太过于重视博物馆的方法,而忽略了它的目的。……除非彻底地对博物馆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予以重新检验。”[15]哈里森(J.D.Harrison)在1993年发表的《90年代博物馆观念》一文中指出:“新博物馆学的观念是相对于‘传统’博物馆学的观念而言的,并尝试对过去的概念做一番全面的检讨与批判。它的重心不再置于传统博物馆一向奉为准则的典藏建档、保存、陈列等功能,转而关怀社群与社区的需求,成为博物馆经营的最高指导原则。”[16]概言之,新博物馆学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将传统博物馆以“物”为中心的宗旨转型为以“人”为中心,从而突破了博物馆长期以来“见物不见人”的惯例。因此,传统上围绕藏品展开的收藏、保护、研究、陈列、展览等职能不再理所当然地居于博物馆业务的中心,而是代之以公众教育和服务等立足于观众展开的职能。

随着教育职能在博物馆业务体系中地位的显著上升,“博物馆教育”的本质也经历了内在转变。欧洲博物馆早期的教育形态实质是“权威性教化”,通过展品选择和展览设计来建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达到形塑意识形态的目的,表面上博物馆标榜民主教育,但其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断进行阶层区隔和筛选,因而是一种隐性治理工具。博物馆的阶层区隔功能可以从大英博物馆在19世纪早期对观众的一系列限制看出:希望观众是“具有高尚礼仪者”,“避开码头水手和他们假日带来的女子”。[17]如布迪厄所言:“艺术作品只对某些人来说是有意义和兴趣的,这些人拥有社会能力——拥有被编译的密码。”[18]中国早期的博物馆实践也内含着通过实物教育塑造国民公共意识,构建民族国家的目的,张骞的博物馆思想和实践就和当时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有关。苏东海认为,中国的博物馆一开始就是带有明确使命的机构,通过提供科学和教育价值来改变社会状况。[19]与欧洲和中国的博物馆模式不同,美国博物馆教育目标的确立并未强调权威教化的成分,而是一开始就表现为“广泛的教育目标”,以观察、学习、探索和体验为中心,是提供智识的重要社会机构。[20]如成立于1846年的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确立的宗旨是“增长知识,传播知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馆之初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民众对艺术的理解力和欣赏力”。

新博物馆学运动思潮下的“博物馆教育”实质上经历了从“教化”到“学习与体验”的转变,从单向、被动和灌输式的接收模式向互动式、参与式、探究式的学习模式转型。1984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发布报告,明确提出“教育”是博物馆的灵魂和首要目标。1992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再次发布报告,特别指出博物馆教育包含有“探索、研究、观察、理性思考、沉思与对话之意涵”。[21]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其1990发布的《职业道德准则》中这样描述“博物馆教育”:“博物馆应该抓住一切机会为各阶层民众提供教育资源……博物馆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吸引来自各个阶层、社区、地区和团体的不同目标观众,并应该为一般社区、特殊人群及团体提供机会,支持其特殊的目标和政策。”[22]这标志着美国博物馆教育目标和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经过几百年来自身不断的发展演变和新博物馆学运动的推波助澜,博物馆正式成为普通大众接受教育的场所,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