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产业带形成的实证分析：出版经济学教程

2023-08-0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国家出版总署随即做出《关于加强领导和管理私营出版业的指示》。晚清以来，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繁荣，主要就是私营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上海核心出版企业的强制性集体北迁奠定了北京出版产业集群和产业带的雏形。北京成为全国出版业最大的新的聚集区域。出版制度的经济功能得到重新承认，出版机构的经济组织性质得到确认。北京出版产业集群和产业带的规模经济效应。

1.基于文化安全考虑的强制性出版企业迁移：出版企业向北京聚集。历史上可供出版业选择的制度有多种，例如私有制与公有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或混合经济等。由于出版制度具有两大不同的功能，对出版制度安排的选择必然会考虑现实社会的需要，也就是说，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出版制度的文化安全功能和经济利益功能可能出现失衡。新中国建立初期，新生共和国为了保证政权巩固和国家文化安全，在出版制度安排上选择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并采取了强制性的出版制度安排变更方式。

（1）强制性的出版企业产权制度变更：上海出版产业集群失去规模效应。1950年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211家，其中私营图书出版社就达184家。为了改变公私出版力量对比的悬殊局面，1950年10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了国营出版社和国营书店的主导地位。据此，出版总署加快了公营、公私合营出版机构的建设。1951年9月起，上海开始严格控制新建出版社，并加强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登记审核工作和教育整顿工作。国家出版总署随即做出《关于加强领导和管理私营出版业的指示》。晚清以来，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繁荣，主要就是私营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换句话说，上海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绝对优势地位，是由发达的私营出版业奠定和确立的。全国的私营出版业主要集中在上海，民国时期执出版界牛耳的五家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局，全都是私营出版业。因此，上海一旦失去了私营出版业，也就失去了它在全国出版业格局中的优势。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过程，其实也是上海出版文化产业集群衰落的过程。到1956年3月30日，上海仅剩下12家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出版社。

（2）上海核心出版企业的强制性集体北迁奠定了北京出版产业集群和产业带的雏形。在此过程中，按照中央的要求，上海一批重要出版机构相继奉命迁往北京。1950年，时代出版社率先迁京；1951年5月，世界知识出版社迁京；1953年4月，开明书局迁京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5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龙门联合书局、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上海新音乐出版社等陆续迁往北京，实行公私合营，改组为中央级出版机构。此间北京改组或新建了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地图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交通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到1957年底，调整、改组出版机构工作基本完成，全国图书出版社达到103家（其中中央55家，地方48家）。北京成为全国出版业最大的新的聚集区域。

2.基于经济功能的强制性出版制度安排变迁：北京出版产业集群和产业带的规模经济效应。出版产业集群和产业带的直接经济诱因来自出版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收益，其基本前提是出版经济活动的自由性，即出版企业能依据市场变化自由配置资源，市场制度能够满足这种配置要求，并出现数个核心出版企业。因此，当发展、繁荣出版经济成为出版业的主题时，出版制度安排变迁在出版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出版经济增长将由于制度性服务供求的变动而废弃某些现行的出版制度安排，新的出版制度安排将因此而创始，以捕捉伴随出版经济增长而至的获利机会。基于经济功能的由出版计划经济制度向出版市场经济制度变革的强制性出版制度安排变迁，为出版资源的自由流动并以高效率为原则进行市场化配置提供了制度保证，从而使北京出版产业集群得以进入成长期。

（1）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出版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变迁。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企业制度安排的剧烈变迁后，北京乃至全国出版机构基本失去了通过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能力，这种状况直到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系列出版企业制度和出版市场制度安排的变迁才得以扭转。

首先，出版企业性质的演进：还出版企业资源配置的主体地位。

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出版事业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出版制度的经济功能得到重新承认，出版机构的经济组织性质得到确认。198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确立了出版社改革的指导思想：逐步推行社长负责制，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到80年代末，出版社由纯事业单位，逐渐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单位；基本完成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2004年4月5日，国务院下文批准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同时，中央决定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全国现有的527家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从公益事业型体制向企业经营型体制转变，最终确立国有出版单位的企业法人地位，出版企业通过市场自由自主、高效率地配置出版资源的出版企业制度安排完全确立。

其次，出版市场制度安排的变迁。

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离不开市场制度的构建，在确立出版机构市场法人制度安排的同时，也开始了一系列出版市场制度安排的变迁。1982年7月，文化部发布《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构建“三多一少”的市场流通体制，即多经济成分、多流通渠道、多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1988年5月，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大力发展横向联合。1986年至1993年，国家对出版价格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除课本外，一般出版物的定价由出版生产者根据出版物的成本发行数量和市场需求自行决定，即一般出版物实行市场化定价。出版市场交易制度安排的变迁直接形成了比较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使出版企业能敏锐地捕捉市场信号，并以最低的市场交易成本进行出版经营活动。

（3）北京出版产业集群和产业带的规模经济效应。上述两大出版制度安排的变革直接造就了北京出版产业的核心企业群，进而引发了出版集群的规模效应。

第一，市场造就了一批核心出版企业群体，内部形成规模经济。

出版制度安排的创新为出版资源的市场化、高效率配置提供了可能，部分出版企业抓住机遇，使单个规模和出版、发行能力出现质的飞跃，内部规模经济（即随出版、发行数量的增加成本不断降低）优势充分显现。例如，教育出版领域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学术科技出版领域的科学出版社（集团）、机械工业出版社等，以及大众通俗出版领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历年的全国出版社十强排名，北京出版企业始终占据七八席，在全国出版社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前50名中北京地区出版社占据近30席。在流通领域，新华书店总店的实力和全国辐射力显著增强。

第二，形成了强烈的外部效果收益。

首先，北京核心出版企业群的形成与发展客观上为其他出版发行企业提供了充足的低成本的人才市场共享。人才市场共享因素是造成经济活动聚集的基本因素，北京出版集群的活跃引致优秀的编辑人员和高水平的作者大量云集北京，而这些资源则是北京中小出版企业、民营书业企业和地方出版企业在出版活动中最缺乏也是最需要的资源。

其次，核心出版企业出现技术或知识外溢的功能。这段时期，从原先国有出版社游离出来的人员开办了大量民营性质的书店、文化传播公司、文化工作室等，聚集在北京地区从事出版活动，而他们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编辑思想等深深打上了原先企业的烙印。

再次，核心出版企业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会带来无形资产的良性影响。核心出版企业引致大量同类出版企业聚集在同一区域，扩大了产业活动的规模，同时创造出一个规模化的需求市场，形成了一种行业内的良性的无形资产，北京出版产业集群的良好商誉使得区域内的每一个出版企业，不论大小，都能享受这种良性的无形资产所带来的低成本好处。

最后，集群和产业带呈现整体规模快速扩张的趋势。

核心出版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收益使北京出版产业集群的企业数量和经济规模达到空前水平。2006年，在全国573家出版社中，有237家出版社在北京，占全国出版社总量的41.36%；而在出版数量和种类上，北京图书出版业所占比例将近全国的一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强烈的外部效果收益引致各类独具特色的民营书店和文化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北京城区。北京出版业形成了既有数量多、实力强、且具专业分工的核心出版企业，又有众星捧月般的无数中小型出版发行企业的庞大产业集群。

3.诱致性出版制度安排变迁：外部效果收益效应引致地方出版企业云集北京。当强制性出版制度安排变革完成以后，北京出版产业集群规模经济效应所引致的外部效果收益开始显现，进而引发以出版企业内部改革为标志的诱致性出版制度安排变迁，这种出版企业内部制度变革完全是内生决定的。例如，革新传统的科层制组织形式，代之以出版项目管理制一类的学习性、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组织形式；进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尝试，以增强出版发行企业的资金实力并力促企业治理结构科学化；为分享北京出版产业集群的外部效果收益，最主要的出版企业内部革新方式是许多出版企业实行事业部制，并以出版企业分部形式表现出来。出版企业内部的这种组织形式的变革完全是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是出版企业在响应由出版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

受北京出版产业集群内在经济规律支配和地方出版企业内部制度变革的驱使，地方国有出版企业北迁的趋势愈演愈烈。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版发行集团都纷纷北上，在北京建立分支机构。其中，江西美术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等三家出版社率先“出走”，并在北京设立工作室，而接力出版社的一般图书多在北京策划，长江文艺出版社也在北京设立北京图书中心等，导致全国不少地方出版社已经或正在出现集体“空巢”现象。一些出版社地址在当地，策划宣传甚至发行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北京。同时，相当一批外地的民营图书公司，也将企业总部迁往北京或在北京开展业务。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出版中心，北京出版产业集群和产业带进入空前繁荣期和成熟期。

北京出版产业带形成的实证分析：出版经济学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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