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版企业聚集与产业带：一个1953年前的案例

2023-08-0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集中了大约250家出版社，全国出版物的十之八九是上海出版的，中国出版业的第一次企业聚集和出版产业带形成了。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企业聚集现象有增无减。到1952年8月，上海私营出版业更达到了391家，创造了上海出版企业聚集和出版产业带的最高峰。

1.上海出版企业聚集过程

上海出版企业聚集形成、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以下阶段。

1843年11月，上海被迫开埠，麦都思于1843年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其后，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益智书会、格致书室、广学会等国外教会出版机构先后在上海成立。

1897年，夏瑞芳等7人创办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陆费逵等创立中华书局。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新青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中共中央先后建立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华兴书店等出版机构。20世纪20年代，一批文化人和出版商创立了大东书局、世界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光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开明书店、现代书局、新月书店、春野书店、大江书铺、昆仑书店、朝花社、南强书局等50多家中小书店，原来在北京出版鲁迅译著的北新书局总店也于1927年迁来上海。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集中了大约250家出版社，全国出版物的十之八九是上海出版的，中国出版业的第一次企业聚集和出版产业带形成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企业聚集现象有增无减。1946年全市共有出版机构（含书店）258家，到1947年上海比较主要的出版机构尚有70家左右，上海出版业再度呈现生机与盛况。

上海解放初期，出版企业的聚集现象达到顶峰。据《1949年全国公私营图书出版业调查录》所示，在全国总共302家公私营出版机构中，上海占215家。1950年，上海的出版社已增至368家（经营出书约250家），出书5 388种，占全国的44%，其中新出4 341种，印数9 213万册，占全国的30%。1951年，虽然出版社的数量减少至353家，但出书的种类却激增至10 246种，占全国的55%。到1952年8月，上海私营出版业更达到了391家，创造了上海出版企业聚集和出版产业带的最高峰。

2.上海出版企业聚集和出版产业带成因之理论考察

（1）出版资源状况

第一，信息资源。上海开埠以后，由于其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列强的乐土，并带来了各色的“西方文明和思想”，与传统的东方文明和思想相比，本身就带有异质信息、知识的特性，这种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碰撞、融合，萌发了上海独特的海派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资源为上海出版企业聚集的形成、繁荣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知识资源。

第二，技术资源。上海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起源于西方传教士所办的书馆，这些书馆运来或购置新式铅印、石印设备，形成并促进了机械印刷技术的聚集和传播。例如，墨海书馆的麦都思将爪哇巴达维亚的印刷所迁来上海，该所的印刷机是中国的第一台印刷机；美华书馆将宁波的印刷所迁来上海，后来成为上海最大最先进的印刷机构；点石斋石印局引进轮转石印机，同文书局引进彩色石印机，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滚筒印刷机等。

第三，劳动力资源。商务印书馆出现以后，引致了对印刷工人、编辑人员乃至作者的大量需求。有资料表明，到1932年前后，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的职工人数已达4 500人，居中国出版界之首位。而上海城市的发展和海派文化氛围吸引了大量的职业工人和文化人士，例如，商务印书馆拥有一流的编辑和作者，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如叶圣陶、胡愈之、茅盾、郑振铎、竺可桢、周建人等都在该馆工作过；许多著名作家的处女作是在商务出版的，如：鲁迅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怀旧》、老舍的最初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冰心的第一部小说集及诗集等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种对出版人力资源的大量需求和供给形成了无形的出版专业技能劳动市场，反过来又引致大量的出版机构的出现，促进了上海出版企业的进一步聚集。

（2）行业的外部规模经济

外部规模经济使产业内单个出版企业能获取最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中间品。大量的出版企业聚集在上海从事性质相近的编辑、印刷和发行活动，在区域上形成了很大的规模，同时产生了巨大的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作者、编辑人员、印刷工人、书刊零售以及各类管理人员。此外还产生了对纸张、印刷机械等生产中间品的需求。这种某一地域产生的相同需求导致了出版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出现，并足以保证区域内的出版企业能得到高品质的中间产品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先期进入的商务印书馆等规模较大的出版企业为后进入的出版企业提供了足够的外部性，如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的供给渠道、书刊批发零售的模式等，从而使后入出版企业获得利益。这种充足的外部性，促使更多的出版企业聚集在优势企业的周围，进一步加速了出版企业的区域聚集。

外部规模经济还引致以无形资产为基础的规模收益递增。20世纪30年代，随着南京路繁华商业街的形成，棋盘街（今河南中路一段）成了上海书业的中心，聚集了广益书局、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19家出版机构。在福州路上，有北新书局、开明书店、新月书店、现代书局、光明书局、大东书局、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世界书局、儿童书局、中学生书局等30多家出版机构，形成了所谓的上海文化街。虽然众多的出版企业聚集在上海文化街，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但由于上海文化街在出版业乃至文化界的极大影响，创造出的需求市场也很大，充足的需求市场给区域内企业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的好处远远超出了相互竞争的负面效应。

（3）知识或技术外溢

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出版企业聚集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新思想、新技术的传播和应用或技术外溢起了重大作用。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商务印书馆。首先，商务印书馆十分注意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利用，民国时期中国几乎所有的先进印刷设备和技术都由商务印书馆率先引进，然后才在印刷界逐渐传播、推广。例如，商务印书馆于1900年首次采用纸型印书，1903年首次使用著作权印花，1907年始用珂罗版印刷，1912年始用电镀铜版，1913年首次使用自动铸字机，1915年首次引进彩色胶印机并始用彩色胶版印刷，创制仿古活字，1919年始用机器雕刻字模，创制汉字与注音符号结合的铜模，试验用宣纸套印15色成功，1931年创制传真版，1935年创制赛铜字模等，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印刷事业的新纪元。其次，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思想、企业组织、经营管理模式被模仿、复制。例如，成立于1912年1月1日的中华书局，其创办人陆费逵曾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中华书局的企业组织形式基本上和商务印书馆雷同，其出版业务也始于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再如，1926年8月成立的开明书店，其创办人章锡琛曾在商务印书馆任《妇女杂志》主编。章锡琛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积累的专业知识和经营思想，十分注重编辑队伍的建设，聘请夏丏尊、叶圣陶、顾均正、唐锡光、赵景深、丰子恺、钱君匋、王伯祥、徐调孚、傅彬然、宋云彬、金仲华、贾祖璋、周予同、郭绍虞、王统照、陈乃乾、周振甫等学者、作家担任编辑工作，形成了一支知名的编辑队伍。

（4）出版企业家精神

上海出版界不乏思想活跃、见解独到的编辑家、出版家，同时，也活跃着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能大胆创新、并能持续使之盈利的出版企业家。他们所具有的出版企业家精神保证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上海核心出版企业的持续发展、壮大，使得出版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充分显现，为其他出版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树立了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出版企业在上海聚集的形成和繁荣。时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张元济的出版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前，商务印书馆仅仅出版了16种外语读物。1902年，张元济受邀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值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轨，各类新式学堂缺乏适应新学制的新式教科书，张元济以敏锐的眼光和务实的作风及时调整出版业务的方向，推动商务印书馆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编写自成体系的各科教科书。辛亥以前，商务共出版课本375种，商务发行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业务量大增，利润急剧上升，为新馆的建设和企业的发展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二是革新出版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精神。夏瑞芳被刺后，商务印书馆原有的编译、印刷、发行三所平行机制难以协调运作，商务因此而陷入前所未有的紊乱之中，张元济接受陈叔通的建议，于1915年10月设立总务处，以协调三所。总务处的职责是定期召集总经理、经理及三所所长开会，讨论决定公司大事、协调三所关系和制定规章制度。它的设立，改变了以前三所各自为政的局面，标志着一个集中的、分层次的管理体制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三所的协作和整个公司各项业务的顺利运作。商务一处三所的企业组织形式为上海出版企业的现代化转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三是有容乃大、广纳百川的人才观。张元济对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不同的学术流派采取宽容的态度和对话的精神，在张元济等人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人才荟萃，群贤毕至。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至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有陈布雷、周昌寿、谢六逸、杨贤江、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李石岑、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顾颉刚、范寿康等，同时还聘请了陈独秀、胡明复、杨铨、秉志等为馆外编辑。这些人才来自不同的领域，分属不同的思想流派，张元济始终本着宽容的文化态度和对话沟通的精神，与他们和平共处，共同推动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商务印书馆注重出版物学术水平和质量的严谨风格。

上海出版企业聚集与产业带：一个1953年前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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