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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9
“论战”式理论教育法主要体现在党成立前期的理论论战、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等论战中。
“论战”实质上是通过比较和鉴别几种性质不同的思想、思潮的异同点以及真伪,引出正确的结论,从而提高人们思想认识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常用的方法之一。“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6]客观事物之间总是会存在矛盾与差别的,思想观念,各种思潮也不例外。两种思想、思潮之间的差别对比越鲜明,矛盾揭露得就越深刻,在鲜明与强烈的对比中,人们才能辨明是非、辨别真伪、判断正确与错误、从而坚定地接受正确思想,批判错误思想。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解决矛盾的办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不断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较量的过程,通过论战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著名的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的三大论战和拨乱反正时期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明显受到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排挤和阻挠,为了能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三次较大影响的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的论战、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之论战。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宣传下,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日盛一日,有不可阻挡之势,这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极度恐惧。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诬称为“过激主义”,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胡适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文章,强烈反对外来进口“主义”,言辞激烈,其实质是反对社会改革,宣传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全面驳斥胡适改良主义的观点。李大钊认为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必须宣传,同时要研究实际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能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其手段必须是革命。“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序幕由此拉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斗争的第一个回合,通过这场斗争,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得到了传播,扩大了影响。第二次是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言论归结为:认为中国的出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工农革命运动,反对成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实质是帮助资本主义取消社会主义,阻止变革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何孟雄、蔡和森等人对他们的言论进行了系统批判,指出中国决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驳斥了张东荪等人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歪曲;认为改良主义在中国走不通,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必须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两派论战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阶级的关系是如何的、中国应该走改良道路还是革命道路。一年多的论战让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进一步的发展。第三次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以后无政府主义泛滥一时,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有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团体“奋斗社”,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扬无政府主义。从1920年开始,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李达、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大规模批判。强烈的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不要法律、不要政权、不要政党等观点。让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于天下,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其真实面目。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斗争。这次讨论既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争论,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彻底打碎了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尖锐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全党、全国人民从多年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次大讨论使全党、全国人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了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规模空前和影响深远的思想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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