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马克思主义教育比较研究：从日内瓦协议到南北统一》

2023-08-0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越南北方得到了解放，1954年到1965年北方的局势相对比较和平，这个时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主要体现在越南北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与各类学校所进行的相关教育。争取和平统一，温和和克制是当时越南共产党1954年至1958年南方政策的特征。解放武装力量的兵员多来自农民，通过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文化学习和技术训练，这些成员具有了坚强的党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严格的纪律习惯。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越南北方得到了解放，1954年到1965年北方的局势相对比较和平，这个时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主要体现在越南北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与各类学校所进行的相关教育。1965年随着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越南北方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由建设时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变为战时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而在1954年到1975年的这段时间，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吴庭艳建立的南越政府对南越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南方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主要通过反对美国政府和吴庭艳的南越政府展开。

在越南北方，自从和平恢复以来，主要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此时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也主要与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发展经济相结合，即经济改造和思想改造相结合。具体体现在接管城市、土改、党建、军队、学校等方面。

在接管城市方面，为了给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对新解放的城市提出了八条政策：“如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工农业、保护信仰自由、原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职务不变等”[37]，以达到社会从战争到和平的稳定过渡。同时在北越解放区分期、分批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制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联合富农，逐步地、又有秩序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农村总路线，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把农村千百万农民广泛的动员了起来，农业生产空前发展。“但到1956年夏季，越共发现土改中在镇压敌人、整顿组织、划阶级成分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即扩大了打击面，错划了一些人为地主、富农，把在革命战争时期以‘白皮红心’面目参加革命的人，错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开始纠偏。”[38]进行纠偏教育，即1956年底政府通过宣传教育和巩固组织，修改成分、补偿那些被划错阶级成分的人，补偿那些因为土地改革错误而导致困难的家庭等政策，以改正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同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要求党员干部要对党、对人民忠诚，批评种种错误思想尤其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

受国内土改错误和苏联“解冻”运动的影响，从1956年8月到11月，北越知识分子发起了“人文-佳品”运动。这个运动主要以一批出版物为中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人文》和《佳品》，这些杂志刊登了大量批评越南共产党的尖锐文章，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自由化风潮。当时越南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还十分激烈，对那些在宣扬自由化风潮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者开展批判和思想改造，此次运动也使越南共产党意识到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1960年9月在越南共产党召开的“三大”上明确提出促进思想、文化、和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全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深切领悟社会主义思想，抛弃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占绝对优势，并成为全民的思想体系，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国人民的新道德”。[39]

经过这次运动后，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也加强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大生产、建设新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在所有课程中放在首要位置，更受重视；学生素质考核的标准中思想政治觉悟的高低起决定作用；设立劳动青年团在课外对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忆苦会让贫困家庭的学生讲述自己的家庭被法国殖民者蹂躏的悲惨过去，激发学生努力学习并时刻准备与美帝国主义做斗争的决心；根据形势需要发起各种形式的政治宣传运动，如对南方革命形式的各种政治宣传等；1954年到1965年间，越南向中国、苏联派遣了大规模的越南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学习中国、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进一步了解、学习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和苏联的列宁主义，并在学成归国后把毛泽东思想和列宁主义也带到了越南国内，进一步丰富了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除了各级各类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之外，还延续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之初开展的扫盲运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工农补习学校和干部补习学校，开展更高阶段的补习教育。这些补习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丰富的马列主义教育，通过补习教育，越南人民更加了解了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在越南南方，日内瓦会议后，南方的抗战骨干大都随人民军部队北撤，但仍有1万人左右留下，由黎笋和范雄任正副书记的劳动党南部区委领导。他们在南方通过公开的或秘密的宣传工作、群众团队工作和地方机构的渗透工作从事和平的政治斗争，避免与西贡军队冲突，目标是争取1956年全国选举的胜利。争取和平统一，温和和克制是当时越南共产党1954年至1958年南方政策的特征。但1955年10月下旬，南方的吴庭艳进行所谓“公民投票”，建立了“越南共和国”，而没有按照《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全越应于1956年进行自由普选以实现统一来行事，并且开始了大规模的“除共运动”。所以从1959年开始越南共产党中央逐渐开始放弃温和路线，越南共产党二届十五中全会中尽管提出政治斗争依然是斗争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提出在南方建立若干武装单位，在“适当程度上”通过武装斗争来保护党在那里的生存。武装斗争的形式被认可之后，南方许多地方爆发了起义。1960年9月越南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最终放弃温和路线，将南方解放和北方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随后宣告成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解”），建立了民解自己的军事组织——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简称“解放武装力量”）。解放武装力量的兵员多来自农民，通过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文化学习和技术训练，这些成员具有了坚强的党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严格的纪律习惯。

1961年秘而不宣的“特种战争”在越南南方悄悄拉开帷幕，面对美国和吴庭艳政权发动的“特种战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充分认识到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把马列主义理论与越南的实际相结合，把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加大了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武装斗争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小打稳吃’‘打有实无名的仗，不打有名无实的仗’，积小胜为大胜，把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逐步改善力量对比，为向游击运动战发展直至最后消灭敌人创造条件。”[40]确定了武装斗争作战指导思想的同时加大了军队建设的力度：“即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部队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主力部队直接归军区指挥，主要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地方部队由省、县党组织领导，主要执行在该省、县境内的作战任务，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分为乡和村的两种自卫力量，主要执行就地坚持武装斗争与配合群众反‘扫荡’的任务。”[41]在与美国和吴庭艳政府进行斗争的同时，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利用战斗和训练间隙大搞农副业生产，解决了自身的粮食供给问题；在各地建立小型兵工厂和缴获敌人战场中的武器，解决了武器装备供应方面的问题；建立农村根据地，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对付美国及南越政府军联合“扫荡”；在“战略村”内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进行秘密宣传，变敌人的“战略村”为“战斗村”，1961年到1964年之间捣毁了南越政府2/3的战略村，南方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到20余万人，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有利态势。宣告了美军及南越政府军“特种战争”失败。

1963年12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越南共产党三届九中全会在河内举行，会议确定南方当前的最大任务是迅速壮大解放武装力量，确立军事斗争的头等地位。会议后北方加大了对南方革命的各方面援助，南方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高潮。越共自下而上逐级建立起许多新部队，主力部队建制由营提高到了团，战斗能力大大增强。针对美军舰载战机对越南北方的“报复性轰炸”，越南北方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在胡志明思想的指导下，从城市到农村，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青年、妇女在整个越南北方，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群众性的“三准备”运动，即随时准备参军，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到任何地方去战胜任何敌人的运动。工人们“一手拿锤，一手拿枪”，农民们“一手扶犁，一手拿枪”，青年学生们“一边学习，一边准备战斗”。妇女们开展“三承担”运动，自愿承担繁重的工作，支援前线，民兵们日夜巡逻，活捉跳伞的美国士兵。煤矿工人发扬“自力更生、敢闯难关、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战胜一切困难。在战火的威胁下，他们不仅是生产战线上的能手，也是坚守祖国边疆的战士；交通战线的职工分秒必争，避过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保障运输任务的完成；虽然在1969年9月胡志明逝世后越南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当中，但他们化悲痛为力量，把马列主义与越南的实际结合起来，继承胡伯伯的遗志，全民皆兵、解放南方、保卫北方，最终在1975年实现祖国统一。

《中越马克思主义教育比较研究：从日内瓦协议到南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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