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成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焰，照亮了黑暗的旧中国，强烈地震撼着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茫茫黑夜中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表现为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传播以及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

1.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传播

首先在中国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带到中国的是李大钊，他从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税利武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李大钊是中国高举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起的潮流，势不可挡。[2]“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特别是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中国人较早接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李大钊在北京的传播形成遥相呼应的是陈独秀在上海以极大的热情来研究、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宣传传播上形成“南陈北李”之格局。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介绍社会主义的热潮。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翻译了三十多种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工钱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民族自决》《俄罗斯的新问题》《国家与革命》《劳农俄国的建设事业》。还有部分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也有了中译本。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诸多报刊：如《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劳动音》《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这些报刊刊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时的翻译出版书籍、办报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宣传提供了广阔天地。

2.先进知识分子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中国最初的教育、宣传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各种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激烈的较量与论战，最集中的表现为三次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和无政府的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打败了其他各种社会思潮，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觉醒，成为早期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论战他们的理论水平不仅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对工农群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对改造社会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论战不仅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打下了思想基础，也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始终贯穿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各条战线，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随着这些斗争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成为推动这些斗争的巨大精神动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结合工农运动和军事实践来展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始终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办工会农会讲习班便是促进工人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很好形式。从1922年1月到1927年3月几年间各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这反映了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和斗争力量的不断增强，同时党员不断深入工人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帮助工人成立工会组织，加强对工人的统一领导。如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且在其他城市设立分部，任务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把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投入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出现在浙江，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玄庐在家乡浙江省萧山县（今萧山区）衙前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农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鼓动工作，启发农民的觉悟；1922年6、7月，共产党员彭湃在广东海丰县、陆丰县（今陆丰市）、惠阳县（今惠阳区）先后建立农民协会，从事农民思想教育，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精神，在他的领导教育下，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之后，为了适应农村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人才，改组后的国民党农民部在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办了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第六期最为著名，学员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又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各界领导人和授课教员均为中共党员，其中彭湃、毛泽东、阮啸仙、谭植棠分别任过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林祖涵等为农讲所的学员作过报告；农讲所的学员们毕业后都被派往全国各地的农村，领导农民革命，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骨干，为中国农民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工会、农会、农讲所，工农群众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

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深入工人群众，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除了通过工会、农会、农讲所等途径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外，还通过开办各种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李立三、刘少奇等到江西安源办夜校，建立党团组织，成立安源潞矿工人俱乐部；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等开办的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李启汉、李中等开办的上海小沙渡纱厂工人半日学校；毛泽东、何叔衡等开办的长沙第一师范工人夜校等。这些优秀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教书识字，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先进的思想理论，向他们讲解为什么会吃苦，为什么要团结起来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工人们通过在校学习，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使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毛泽东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就已开始注意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他在家乡湖南韶山不仅领导了农民运动，而且还开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教学内容广泛，除了识字珠算，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在此启蒙教育下，农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一批积极分子从中脱颖而出，成长为中共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在各类学校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它是在孙中山总结中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的发展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周恩来、聂荣臻、项英、陈毅、叶剑英等到校担任政治军官。尤其是周恩来在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积极探索党在军队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增加课堂政治理论教学、组织政治演讲、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和出版刊物；制定《政治部服务细则》《思想政治教育计划》等规章制度；建立学生社团“火星社”[4]；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5]；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开创了党在军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先河，这也是党在军队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开端。

第一次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无军队、无政权，但中国共产党深入到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纲领和决议，把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作为中心任务，不仅提高了工人的思想政治觉悟，更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不仅集合了自己的阶级队伍，也推动中国工人运动不断发展。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是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在工人运动准备阶段，党员们深入工人群众中与他们打成一片，用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自觉行动起来同资本家积极斗争。中共四大以后，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迅速发展，出现了当时罢工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等罢工风潮，工人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尤其是到了北伐战争时期，周恩来亲自深入群众中做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举办起义训练班，培养起义骨干，在第一现场监督观察，宣传教育。这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促使工人运动出现新的高潮。在这一时期，党就是运用以上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断具体化、中国化。

1.人民军队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赣南四整、三湾改编以及井冈山斗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阶段。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主要是通过军队的政治工作表现出来的，在军队内外整顿思想、纪律、组织、队伍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开创了军队内部民主制度；古田会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思想上）的问题，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总结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10种材料和18种方法，把军队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创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了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党的独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的创立，从理论到实践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2.党内斗争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这一时期党内斗争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是指：战略转移和红军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相互斗争。红军战略转移过程中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曾一度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陷于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之中，在政治工作中，把共产主义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陷害党的干部，给党造成很大损失；对待知识分子搞成分论，排挤和打击知识分子，给部队和根据地建设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几乎让革命处于绝境，最终使得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为了解决战略转移和长征中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在进行军事教育的同时特别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全面认识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特别是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与王明的错误思想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科学地总结建党以来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统一了党和革命队伍的思想。

3.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

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完成抗日战争这个伟大艰巨的任务，迫切需要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历史经验，彻底肃清主观主义的流毒和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于1937年7月和8月分别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进行演说。《实践论》论述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实践论》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解决了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它用科学的认识论武装了中国共产党，教育全党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为延安整风运动作了理论准备，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矛盾论》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阐述了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从哲学高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了总结，进一步从思想理论上清算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主要围绕抗日这一中心工作通过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全面抗战路线、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提高理论水平，要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自上而下一直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6]之后全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通过延安马列学院对党员干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效果卓著。

4.共产党人的马列主义修养教育

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党的领导人都特别重视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的个人修养问题。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主要批评了自由主义的倾向，提出了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几种修养：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坚持正确的原则，同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关心党和群众，关心他人等。张闻天也较早论述了革命青年的修养问题，他在报告《论青年的修养》提到青年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要同群众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论接人待物问题》的讲演中提到青年要有伟大的胸怀和气魄；对人态度好，每个党员都要从党性的高度来提高自己做人的素质。刘少奇也非常重视青年和党员的修养问题，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到共产党员要具备八种修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陈云的演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非常有名，他在演讲中对党员提出了六个要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做群众的模范。此外陈云还全面地论述了一个很重要的个人修养问题“面子问题”。他说：“……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么办……如果一切从自己的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7]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党的领导人的这些著作、文章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修养教育的名篇，在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传播，使人们接受了一场思想上的马列主义修养洗礼。正因为我们党重视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始终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注重党员修养、党性修养，把占党员队伍大多数的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农民和来自非劳动者阶层的革命分子，在斗争实践中教育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和坚定的党员干部，解决了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途径问题，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结合解放区农民土地改革，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国统区发动爱国民主运动，加强党内教育，军队加强毛泽东军事思想教育，迎接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育展开。在解放区农民土地改革中，为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教育，为激发农民斗志，支援前线，进行诉苦教育；在国统区“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8]。党内通过“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解决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以及官僚主义问题。军队重点学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及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特别强调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和解决问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如在华北成立马列学院，确定12种马列主义著作为干部必读读本，同时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新中国的性质、任务、前途以及各阶级的地位，进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