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婶：无私胸襟，乐观精神

四婶走了，她十分平淡地无疾而终了。这是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由得难过了起来。

四婶有恩于我。小时候，每当中午放学后，我都会边往家走，边思忖着，今天该到谁家借磨子推磨呢？在西北农村，各种粮食，都要靠家中成员用石头凿成的圆形工具磨子转圈磨成面粉，才能做饭或煎饼。把几个邻居排比之后，还是到四婶家去可能最好张口，也最有把握，不会用某种借口把我和妹妹支开。每当看我和妹妹端着一小竹箕粮食走进她家的大门，四婶边开玩笑说：“今天不借，我们用呢。”一边已从大炕上溜到地上，帮我们收拾磨台上的杂物，找来磨棍、磨绳，并亲手挽在了她家的那个小石磨上。每到此时我的心中就有一股暖暖的热流由脚底升到头上，又从头顶流到脚跟，周身热热的。

妹妹因为太小，有时只得用头顶着磨棍，这样又使不上劲，于是每次为着推磨够全家人一顿饭吃的粮，竟累得我浑身直流虚汗。每当此时，四婶就会挪动她那小得出奇的尖尖的、短短的小脚，帮我推上一搭，这时我认为她比母亲还要疼我和妹妹。

在我的记忆中，她充满着母性，对自己生的儿女从不骂，也不打，疼得很。而母亲对我和妹妹几乎没有一次用正常的方法对待过。人这东西，说有多贱就有多贱，我们——我和妹妹——竟然活了下来，并且长大成人。

四婶在最困难时，她都能显出十分无私的胸襟。当时的粮食比黄金还珍贵，在别人家借了石磨推完磨，那个磨膛（石磨中压底的粮食）是赖着不扫出还给我们的。而四婶会毫无私心地十分公允地每次必将磨膛的余粮扫出还给我们，这使我们比什么都感动。四婶尽管同样忍受着极其艰辛的日子，没有吃的，更没有烧的，而她却总是处于乐观的精神状态。在我和妹妹推磨时，她还会给我们讲一个或数个由她自己创作炮制的、带有浓厚童趣的奇怪好笑的故事，常常一拿起磨棍就要进入梦乡的妹妹也逗得乐了起来。

四婶的小儿子和我同龄，但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读书上学，我常常将自己翻看了千百遍的、十分破损的小人书借给他看。他只看图，不认字。

有一次我去四婶家玩，正巧他们家吃晚饭，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晚饭，是在高粱穗上用梳子梳下的高粱壳磨成粉做成的饼，血红血红的，根本无法咽食的，现在用来喂猪都不行的食物，在当时也是让我垂涎三尺、格外企盼的东西。四婶看到我饥肠辘辘的样子，将她手中的一块给了我，我不推辞，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四婶说：“你不要忘了，饿时吃人一口糠，有时还人一斗粮。等你把书念成了，当上了干部，给四婶还一个白白的白面馒头，行不？”我哽咽着：“行，四婶，我给你还10个。”

后来我家的生活慢慢好转了，四婶家仍旧很穷，只要家里做什么好吃的，母亲总是说：“去，叫你四婶过来，吃上一碗，可怜巴巴的。”我便飞出家门，请回四婶。母亲这时已将白面面条或肉菜或馒头准备在一个大碗中，四婶也不推辞，坐在门后的炕沿上，吃了，碗一放，走了。久而久之，四婶也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员了。母亲生我兄弟姐妹七八个，四婶孩子少，常常成为母亲的助手帮助照看我们，缝补浆洗，做被纳鞋都靠四婶了。那时候只要母亲给四婶一些破布片儿，三两天里四婶就会变成一双十分合脚的鞋。我结婚时，四婶给我用她的旧衣做里子，用卖鸡蛋的钱扯了七尺黑布，为我做了一件十分别致的新婚礼服——四个兜的当地干部们喜欢穿的制服。看着那位如同母亲般慈祥善良的四婶，我一个劲地默默念叨，等着，有一天我有出头之日，我会给你买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穿的，让你和我母亲一样沾点这个不是儿子却似儿子的光。

我穿着四婶给我的结婚礼服来到了西藏，那个厚厚的、绵绵的黑制服，十分的保暖，只是样式有种说不出的土气。还有一个毛病，四婶裁衣是用一种沿袭了不知多少代人的衣裳样子套裁的，这大概没有现代人类性别学常识，只有大小老幼之分，我穿上那件棉袄时，一切都好，就是胸口的扣子怎么也扣不上，臀部却没有边际地敞开着，显然这是一件古老的女装样式的翻版，使我每每哭笑不得。

第一次休假，我带给四婶的是一听出口转内销的、包装十分考究的桔子罐头。我知道家乡不产桔子，四婶是一生都没有见过桔子的，我想我要让她单独吃那一听桔子罐头，坐在我家的炕沿上，盘着腿，品尝一下这种中国大多数人还无法能够享受到的、添加了许多配方的十分可口的、甜甜的桔子罐头。我还打算用罐头盒给四婶做一个舀水的小勺，这样一举两得，我也尽了一份孝心。我想白面馒头已不稀罕了，要几个有几个，再说从西藏带几个馒头，意义倒也深远，但数千里路程的跋涉，人回到家里时都会变了形状和颜色，更不要说白面馒头了。谁知道当我小心翼翼地将桔子罐头打开，放了个小瓢递到四婶手中时，她的手颤抖得厉害，一不小心，那听从祖国某沿海城市运到西藏，再由西藏飞回黄土高原农村一位慈祥的母亲手中时，却跌落在了地上，全无保留地散尽洒光了，一小片儿也未进到她的口中。我也差点伤心地流了泪。四婶只用手背抹着眼睛，不停地说：“我没命，我没命呀！”

第二次见四婶，不知时隔多少年了，当我还穿着一身毛衣毛裤出现在故乡村头时，已是内地仲夏天气，四婶一眼就认出了我，颤颤巍巍地站起在我的面前，仍旧一边用手背抹着眼睛，一边说：“噢，是万年。路上走得好着来吗？媳妇孩子呢？”我说：“好着呢，好着呢，媳妇有工作，孩子正在上学，我想娘，就一个人来了。”她伸手拉了拉我的衣服，这时我便看见四婶穿着一件十分独特的上衣，胸前有两颗特大的“尿素”二字，我再一细看，衣襟上还有“日本国，××株式会社”等字样，我马上明白过来，这是用一条进口的日本化肥尿素袋做的衣服。我当即问她：“四婶，你怎么用化肥袋子当衣服穿？你看多难看，还有两个字，这字是化肥的意思。这不你就成了尿素了吗？并且这袋子会不会对人体有害还很难说，你……”我眼睛也有些发涩了，我的四婶，她哪里知道这样穿，在我眼里有失于民族气节，说不定还会染上一身什么病。但我知道，穷是个什么滋味，这不，我不是大热天还穿一身毛衣裤，为什么？多多少少总有些显富的意思嘛。它可以证明，我富了，我有工作了，我有一套毛衣裤，要让村里人见识见识呀！我有啥资格责怪四婶呢？

四婶总是站不稳，和我说话的这阵子，她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总是不停地、轻轻地挪动着脚步。她是小脚，脚下这条路我知道是条什么路，天晴天阴人畜共同爬涉并留下深深印记的路，下雨时烂泥可以陷进鞋口，天晴时泥块变硬像机器制造出的一样，十分的有着节奏的坑洼凸凹，这对于受尽封建礼教摧残，从小就将脚用长长的布带扎裹变形的她来说，一生行走在这样的生活道路上，哪能不艰难辛酸呢？这时我发现四婶脚下放着一个小西瓜，沾着许多土垢，还留着手印。我问四婶：“西瓜下来了？”

“下来了。”她指着西瓜说，“你四叔这几天病得严重，这不，让他尝个鲜，可能就走了。”

“四叔病了？”我急切地问道，“为什么不往医院送？”说完此话，我已感到十分的唐突了，这不，有钱治病还能穿“尿素”衣服吗？还买一个这样的小西瓜为陪了自己一生的亲人送行吗？这一次我真的流泪了，是陪着四婶流的。

残留的雪线

四婶年轻时并不漂亮，从我记事起她总是爱用手背抹眼睛，致使她的眼睛常常发炎红肿，但视力从未减弱，不但在月光下可以穿针引线，几里路外走个什么人，她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使我想到自己办公室一位明亮的大眼睛女士，往往要借助镜片才能看清东西，总感到有几分的滑稽。

80年代中期，我又一次休假回到老家。这次我已不是大热天穿一身毛衣毛裤的土包子了，我身着纯毛西服，胸前挂着两台照相机，手里提着一架摄像机。我是沿青藏线走的。从拉萨开始，就拍摄了不少异域风光和风土人情，好让家乡父老看看我待的这个地方究竟是个啥样子。

回到家里后，我端着摄像机为村庄里的大婶大叔们都一一留下了珍贵的镜头，当然也去四婶家为她拍录像。

四婶家已从我们家对门搬到了村东头的新居里，这是她那个不识字、后来在一家大公司做了炊事员的小儿子出钱新修的院舍，当然是崭新的典型的陇东四合院式的建筑。四婶和两个孙子住堂屋。

“万年，我听小强讲，说你有个什么照相的机器，还会说话。”我还没有进屋，四婶隔着窗户就这么说了。

“这不是照相，是摄像。这不，今天你是重点，我要为你好好地摄一些生活片段，将来你离世了，好让你的子孙们想你时看看。”我回答着进了屋。

四婶盘脚坐在火炕上。炕上铺了一条腈纶毛毯，毯子上还铺着一个大花床单，身后有几床整洁干净的被褥，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四婶与母亲拉家常时说的话：“我结婚的时候，这刘家穷得很，炕上光光的，只有一叶毡，晚上睡觉连枕头都没有，我就枕他的胳膊。你还不知道，他迎亲时穿了一条黑色老布的单裤，是借的。我进刘家后他还给了人，就没有裤子穿了，我只得把我娘家陪嫁给我的裤子改了给他穿。笑死人了，我的裤子短，他穿上就像个耍猴的。哈哈……”

四婶常常谈论她的婚姻，就像今天孩子们嚼泡泡糖似的，反复地随便地嚼着。但今天她却不一样了，我说：“四婶，今天你怎么穿得这么时兴，你叫小儿子给你打只金戒指戴上，这就更富态更漂亮了。”我一边选景，一边和她开着玩笑。

“你这他大，你不要笑话四婶。四婶这才享了几天福，人家说这是邓小平带来的，你说对吗？”

“对，对得很。你往前坐我给你摄像。”

“我这老样子，照出来把人吓死了，算了吧。”四婶推辞着。说是说，她还是从炕上下来。双腿掉在炕沿上坐定了，习惯地用手背抹了抹眼睛，然后十分郑重其事地一动不动了。

我通过镜头看出四婶的安详、纯朴而又过分的呆板，这像无法摄。

“四婶，你要说话，你的声音就会录下来了，几十年后不但可以看到你的模样，也可以听到你的声音，这对后人们来说可是宝贵的资料。”我进一步逗四婶。

“我说什么呢？”

“说你结婚的那阵子。”我信口开河地冒了这么一句。四婶乐了，笑得就像一朵秋菊般灿烂。

“都80岁的人了，还提丢人现眼的事。”

四婶一边笑着，一边又用手背擦着眼睛。这次我看到四婶在流泪，从微笑上扬的嘴角看得出分明是乐的。

“我说四婶你坐在这张椅子上好吗？这边已经录好了。”

“咋不成呢。”四婶回答。

这个镜头我摄的时间很长，除了四婶的表情、动作激发起我的兴趣之外，还有四婶身后的许多背景，真是难得的好题材。

四婶左边是一张清代的梨木大方桌，古朴、精美。四婶正襟危坐在一只清代的核桃木椅子上，两只手死板地搭在双膝盖上，我想中国百姓照相都是这么千篇一律的。不知是大清律令还是民国法定，我看见过许多老照片都是这样的。四婶身后的墙上有一幅她那个结婚时穷得没裤子穿的老公的父亲上京会考时，不知怎么弄到的一副巨幅“虎”字草书中堂，据说价值不菲，为求这幅珍贵的墨宝，四婶老公的父亲几乎倾尽了刘家的全部家产。我也不知它怎么就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灾难而“存活”到了今天。记得小时候，四婶家腊八扫房，将此书法取下，他那不识字的小儿子竟将“虎”字倒着挂起，给村庄说闲话的闲人留下一生的话柄。这位前清的文举后裔之家，再也没有出过一个能够咬文嚼字的人了。四婶的右边是一个多波段六喇叭录音机，典型的现代、前卫，还有大火炕后壁上横挂着的一幅江湖艺人乱造的板桥墨迹“难得糊涂”。摄像机的镜头根据光线自动旋转调距，我从镜头显示屏上看到四婶那张兴奋的脸、干枯的手与手指，还有那双极小的尖尖的脚。这是一幅多么矛盾和杂乱的特定历史环境呀！清朝、民国、小脚、录音机、“难得糊涂”，等等。

“四婶，你说话，或做点什么。这不是照相，是摄像。摄像主要是摄活动的人和录下声音。”我一边移动摄像机镜头，一边给四婶提示着，就像一位电影导演。

“说啥呢，没说的么。”四婶过于呆板了。是的，一位满八十岁的老人了，一生就在这个村庄里，十分平淡，十分庸常地过了这么一辈子，她面对着的、身处着的都是不大言语的大地和同她一样的人群。她不会说出那些如同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话筒前那么合时宜、时髦的大话空话与假话，她质朴得就如同脚下的黄土，她是无言的，你怎能说她又不是深沉的呢？

四婶的儿媳妇端上了晚饭，白面馒头与烧土豆，还有炒豆腐。四婶推让着无论如何要让我吃饭，我没有答应。因为正是她推让着要我吃饭时，她脸上有了另外一种表情，才离开了那个大清遗物核桃木靠椅，手上、身上都有了动作、活力，尤其有了她说话的声音。我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我打算拍摄下她吃饭的镜头，这是十分有意思的，就对四婶说；“你吃饭吧，我来拍。”

四婶上了炕，坐在她儿媳摆好的炕桌后，手里拿起馒头：“万年，你是在外面闯过的人，我想问你，一个农民人家上顿下顿这样吃白面、吃肉菜，是不是在遭罪？这世道我没经过。”我顺口答道：“你吃吧，遭什么罪，现在外面城里人都在减肥呢！肉与白面人家吃烦了，吃腻了，都吃长虫，吃癞蛤蟆，吃蝎子，吃狗屎……广州人还吃金子呢！”

“你说的这话可是真的？你没哄我老婆子吗？”

“没有哄四婶，时代变了，现在是邓小平时代，江泽民当主席了。你还以为活在梦里呢！”我一边为四婶拍，一边随便答着。

四婶又用手抹了抹眼睛，这时我又一次看见四婶流下了热泪。她为今天能够吃上白面馒头而流泪？还是想起了从前那高粱壳子做的血红血红的糠饼而流泪？还是想到早早离她而去的四叔没能与她共享晚年清福而流泪？还是为刚才我随口为她解答的困惑了她一生的问题而流泪？这都不要紧，反正我的镜头里是四婶一手拿着白面馒头，一边流泪的样子，十分的清晰又十分的真切和感人。

接完母亲的电话，我特地从一堆录像带中选出了那盘我保存的录像带，四婶的形象又出现了，她的音容笑貌，她的一言一行，尤其她劳苦一生的那双手的特写镜头，还有“大清”那个她的家族视为最荣耀，而她因此失去健康的一双小脚，一点没有因时间长而减弱或者老化，相反却因时间的间隔而更显得生动与感人。就是有一点我心里总觉不是滋味，她最后的镜头是一手拿馒头一手擦眼泪。中国人最善于感恩，尤其农民，对土地感恩，对上苍感恩，对领袖感恩，四婶今天肯定是对馒头感恩呢！对邓小平时代感恩呢！

四婶，你应当理直气壮才是，难道你一生要不停地像牲口一样生活才觉得合理，没有遭罪吗？我在旁边不由得加上了这样一句独白。

载2000年7月22日《西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