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起元传疏辑补，明季东林七君子研究

2023-08-0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周起元生际西方势力向远东扩展的大航海时代，其家乡又在海禁与反海禁斗争最为激烈的月港一带。林希元的人品、学问必定会通过周一阳而对青少年时代的周起元产生影响。周起元的仕宦生涯从其万历二十九年的中进士开始，到天启四年被削职止，前后24年。周起元仕宦的第一阶段，正值“三案”迭起，朝政动荡之时。

周起元（1572—1626），字仲先，号绵贞，别署月溪主人，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三都金沙（今为厦门市海沧区后井村委会衙里自然村）人。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周起元考取福建乡试第一名解元，第二年又以会试三甲第三十四名登进士第，从而开始他的仕宦生涯。他是厦门历史上被载入《明史·人物传》的三人中的一位（其他两位是蔡復一、林希元），并且是唯一一位两次得到朝廷赐谥（忠愍、忠惠）的名宦。历史上，周起元是一位所到之处，皆能体恤民瘼，救饥拯溺，深得民众爱戴的良吏，同时又是一位在“珰焰方张”之下，不肯“趋炎附膻”，而“正直敢言”的铮臣，最后遭受迫害而死，因此还有“东林七君子”之美誉。

周起元生际西方势力向远东扩展的大航海时代，其家乡又在海禁与反海禁斗争最为激烈的月港一带。在“隆庆开海”之后，他就率先力排众议，热情地称赞这个以厦门海沧为中心的月港，是富国利民的“天子南库”，同时建议并实施在海防要地圭屿加强管理设置，由是，在重启“丝路”宏图的今天，他又被后人誉为“海洋赤子”。

因此，今天我们研究周起元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周起元的家乡是九龙江入海口的滨海村庄。十六世纪以来，远东海域进入大航海时代，根据史料记载，明正德十三年（1518），葡萄牙人的船只已到达漳州（海沧）的海面。嘉靖十二年（1533）九月，就有奏闻：“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1]”同书的“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兵部备倭事宜”条还说，“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势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居民泛海者，皆由海门、嵩屿登岸”。明清时期，周起元的家乡与嵩屿同属于海澄县的三都，都是固圉禁海与通洋收利两者之间矛盾最尖锐的地方。最终于隆庆元年（1567），明政府不得不在包括三都在内的月港开放海禁。海上贸易的兴盛，使闽南社会状态发生了变化，原先以渔农为主的社会经济，逐渐转向发展海外贸易，并成为当地人民谋生的重要出路。与周起元同时代的萧基，在其为《东西洋考》作序说：“澄，水国也。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产。闾左儿艰声切而惯译通，罢袯畚而善风占，殊足异也。”周起元在同书的序言中，也很赞美他们这些“贩儿视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视异域风景如履户外，视酋长戎王如挹幕尉”。周起元就生活在这一片海商经济空前繁荣的沃土上。海洋文明赋予他勇于拼搏而意志坚定的胸襟素质。

海商经济的繁荣，促使了文化教育的进步，人文的蔚起。就漳州特别是龙溪、海澄一带而言，不但地方科举人才迭出，涌现出黄道周、张燮、马鸣起、郑怀魁、高克正等一大批或是科场得意，或是诗名遍东南的人物，同时还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诗社风气，其中霞中诗社被后人称作“东南才士文学群体意识觉醒”的先例[2]。闽南文化中那种既崇儒又重商的特质，在漳泉沿海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周起元就是受这种社会背景所熏陶。周起元长期游宦在外，但他的功名和道德文章，受到包括“霞中十三子”在内的闽南诗人的敬重，并终生保持友谊。

闽南大地曾经是朱文公过化之地，民间讲究理学之风源远流长。周起元的祖父周一阳就是一位崇尚理学的贡生。周一阳与被后世誉为最早具有海洋意识的理学名宦林希元有过交集。原先因“苏文岛夷（即从苏门答腊岛来的葡萄牙人）久商吾地，边民争与为市”，后来明政府派龙溪县令林松与巡海道柯乔“偕至海沧”，在今之后井村设立金沙公馆以处理纠纷之事，因“度机不杀不纵，仁义适中，夷乃解去”。事后，林县令“乃即公馆改为书院”。这座金沙书院当是创立于林松任知县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至二十九年（1550）之间。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林希元来到海沧后井村，在周一阳等诸生（当时还未考取贡生）的协助下，进一步“爰进诸生，教以礼义，敦以诗书”[3]。值得注意的是，金沙书院除了讲习“四书五经”之外，还在开办后不久的“嘉靖岁次乙卯（1555）孟冬”重刻了《古今形胜之图》。这幅现藏于西班牙塞维利亚的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的古地图，以大明帝国的版图为主，还增加了爪哇、三佛齐、渤泥和彭亨等东西洋的地名。《古今形胜之图》的重刻，说明月港地区民间对海外情况的了解已有着相当的需求，因此这所书院成了“五澳之民，远近闻风”的所在。金沙书院的办学举措，当与林希元所提倡的开放海禁，“有利于吾民”的主张有关系。林希元的人品、学问必定会通过周一阳而对青少年时代的周起元产生影响。

据张燮所撰墓志铭记载，周一阳于万历丙子（1576）赴京兆试，翌年得任江西南城训导，继而又调任惠安教谕，首尾共八年。周起元从六岁起一直跟随在祖父身边读书，一直到万历十四年（1586）。这一年周一阳擢升儋州学正而未就任，于是周起元便随祖父回到故乡，从此周起元就在海沧的金沙等书院继续接受儒家理学教育，直到万历二十八（1600）、二十九（1601）年这两年相继乡试获魁，会试中式。周起元一生崇尚节义道德、追求务实廉洁的精神，以及疾恶如仇、敢于抗争的闽南人骨气，皆得益于家学和海沧家乡的学习环境。

周起元的仕宦生涯从其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中进士开始，到天启四年（1624）被削职止，前后24年。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万历二十九年（1601）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历任地方官吏，在浮梁、南昌两县知县任内“洁己爱民，兴厘备至”，为民所爱戴。二，万历四十年（1612）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授湖广道监察御史，其间万历四十一年（1613）起出任巡漕御史，第二年改任陕西巡按，途中称病回籍。在其任内匡扶正气，公忠报国。三，万历四十五年（1617）到天启四年（1624）。先是出任广西桂平道参议，万历四十八年（1620）任新设通州道参政。天启三年（1623）升太仆寺少卿，同年三月调应天巡抚、右佥都御史。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被削职。在周起元任职的最后首尾八年间，他关心民瘼、致力救灾的精神，以及不畏强暴，与邪恶的阉党作殊死斗争的风骨，终在青史中以生命留下英名。

八年县令可谓是周起元的热身阶段，他一开始就秉承传统的儒家爱民如子，廉洁奉公的为官之道，但也初尝到宦海的险恶波澜。

周起元政治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虽然时间不长，但经历还是比较丰富。他既做过正气凛然的言官，又担任过初展经世才华的漕政重任。

万历四十年（1612），周起元始内召为湖广道监察御史。此时，正值明代后期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一时宦官篡权，以东林党、阉党、浙党、齐党为主的党争迭起，朝政日益腐败。这一年，正好“攻东林道学之议起”，周起元即为徐兆魁的“诋罗近溪之伪，及追论杨龟山所创东林书院之非”而辩驳[7]，并且为力挺顾宪成而不惜得罪权贵诚意伯刘荩臣，同时又疏劾浙党首领“方从哲以中旨起少宰，不由廷推”[8]，还检举给事中亓诗教等一批官员。结果“大犯时忌”、“与党人抵牾，忌者益众”[9]。当然，那些宦官阉党也是周起元弹劾的对象之一，在此期间，他根据“抚、按疏揭，参以乡人见闻”，上奏《题为税监剥民掯价戕杀生命事疏》，揭露税珰高寀在福建沿海横征暴敛、祸国殃民的劣政。此举“中珰己心衔之”。周起元一踏进党争的政治漩涡，就不计个人得失，主动地站在东林党的一边。这是由于他们之间在人品素质和政治抱负等方面的互相认同而使然。

万历四十年（1612）至四十一年（1613），周起元调任巡漕御史。明代的漕运，指朝廷主要利用京杭大运河调运从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征运的漕粮，和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的白粮，以及宫廷需要的日用品等的专业运输，是一个关乎经济命脉的重要岗位，由漕运总督司其职。巡漕御史是都察院属下奉命出巡漕运的监察御史。清初的福建提刑按察使宋致在赞扬周起元的勇于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同时，很客观地肯定了他在巡漕任上及其后呕心沥血为国利民的政绩。宋致在其《重修周忠愍公祠碑记》一文中写道“今读公（指周起元）陈漕政、筑河道、论铨法、议改拆、弭灾变，借一事而筹全局，切时务而多远谋”。周起元下车伊始，即“领随大小材官四百馀员，挽运漕军不啻十万馀众”[10]，负责大运河的运输、征饷和徭役等繁重事务，为“振滞疏壅，饶费苦心”，同时对原先的陋规作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漕运“开驾未有定期”，是造成“差船屯拥，粮艘滞碍”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建议“凡今岁漕艘，及前年阻冻之舟，各分漕、白二运，编先后为序，鱼贯以行，比至冬仲，咸达于京庾，公私便之”[11]，接着他又向朝廷反映漕运的“陋规常例”等弊病必须清除，以及“漕属灾重”，请求“速定本折以便新漕”以苏民困。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周起元在其《西台奏疏》总的十一篇中，至少就有三封这样的奏疏，体现了他“切时务”“筹全局”的行政能力。

“漕事既竣，……独公漕政虽善，毁者无从异同”。[12]但最终周起元还是遭到阉党和其他党人的忌恨和报复，“以清介被阻，考选先后，尽言劾铨宰，奉旨罚俸”，并且被外遣至陕西任巡按。周起元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途中称病，奉缴勅印，予回籍”[13]。立志匡扶正气、忠心报国的周起元遭受到如此挫折，并没有心灰意冷。万历四十三（1615）、四十四（1616）前后两年蛰居海沧故乡，他仍“蒿目忧世”，为国为乡做了许多好事。大者如为好友张燮的《东西洋考》作序，力推这部记述我国海上对外交通的千古杰作，讴歌开放通海是裕国利民之举，其他如“力请于圭屿建塔”，“设兵守之，为漳固外藩”；又如殚精竭虑，帮助官府解决漳郡的饥荒问题等等，以周起元当时的处境，实在难能可贵。由于乡民“蹶者待振，羸者待调，桑梓翻仗公而济”[14]，所以当地老百姓立有《侍御绵贞周公颂德碑记》以怀念他，今内容虽已漫漶，但碑石犹存[15]。

万历后期，由于朝政腐败，财政再次出现危机，加上内部党争的日益激烈和北方女真人的反叛，明朝封建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为此，朝廷不得不起用一些像周起元这样忠实能干而被废黜的官员。周起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历其宦海生涯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可分为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到天启二年（1622）他担任广西桂平道参议、通州兵备道右参政，被召为太仆寺少卿，以及天启三年（1623）至四年（1624）担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这两个部分。这个阶段总共前后八年，周起元达到了个人仕宦的顶峰，这也是他为实现忠君爱民抱负而施展政治才能，同时敢于和阉党权臣作殊死抗争的艰苦时期。

壬戌（1622）春，周起元擢任为太仆寺少卿，但代者未至，迁延至第二年才上任，但很快又被调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即管辖江南的苏、松等十府。江南素称鱼米之乡，又是全国最为重要的丝织生产基地。但是由于赋税繁重为天下之最，赋役繁剧也为他处少见，加上万历、天启之际江南地区年年水灾，每发水灾，“人家檐际扬帆，高低田尽成巨浸”，应天所属的十府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江南是丝缎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但是万历年间在贪婪无耻的宦官税使的横征暴敛和敲诈勒索之下，严重影响和阻碍丝织工业的发展。因此，周起元从天启三年（1623）三月到翌年十二月[19]，前后不足两年的应天巡抚任上，既要关心民瘼、维护地方利益，又要与织造宦官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四库全书》辑录周起元的奏疏两卷，其下卷为“抚吴奏疏”，共有十九篇奏章。其中，有关“赈灾免漕”和“参织监李实”的各有六篇。“参织监李实”的奏章中，有两篇是揭露织监李实诬陷苏州郡丞杨姜的事，其他则是有关弹劾“织造中官李实素贪横，妄增定额，恣诛求”[20]等不法行为。

周起元时刻把民间疾苦记在心头，到任后不久的天启三年（1623）五月，他即启奏《题为灾荒旧逋难完地方调停宜亟恳赐酌量题豁以苏民困以收人心事疏》[21]，禀报所辖的长洲县“迭遭万历四十七八两年霪雨为灾，低田悉成巨浸，漕粮亦难输将”，所欠的钱粮“非不日费敲朴，而无肉可剜；非不日严追呼，而无户可催”，为此请求“豁其旧欠，令督催见年钱粮，务如数完解”。紧接着周起元又通过巡查，上奏《题为恭报地方异常水灾事疏》《题为水患连月不退抚属无地不灾穷民无食无居万恳圣慈急勘急赈急蠲急祈事疏》[22]等四五篇疏文，向皇帝禀告“臣属苏、松等郡，自四月被水至今九月，严霜已降，应是川泽收敛之候，而茫茫巨浸，仅退一尺，各属低区之田园，犹在水中也；各乡农夫之庐舍，犹在水中也”[23]，以至于“饥馑荐至”，“十室九空”而“人心思乱”，因此他建议“弭乱莫如救荒，而救荒莫先足食，足食莫先于赈济与蠲折”[24]。为稳固封建政权的统治，天启皇帝不得不命令他赶快“勘奏蠲赈”，其他“紧要事宜不及奏的，便宜行”。

为根本上解决江南水患的问题，周起元又于天启四年（1624）六月上奏《题为亟兴水利以备潴泄以救岁荒以裕国用事疏》[25]，在这篇奏疏中，他通过实地勘察，发现流经苏、松、常、镇数郡的河流，“近刘河一线仅通吐纳，而吴淞与白茆二水则淤为平陆”，“若今日又因循不治，则东南水患日甚一日，而国赋与民生两受其累矣”。于是他建议在明朝开基以来夏原吉、周忱和海瑞等官员治水的基础上，“寻其故道，浅者深之，窄者广之，应闸者闸，应堰者堰，应石者石”。至于“今时诎度，皇上不能多发帑金”，周起元认为可以以工代赈，命令“各乡饥民尽赴工作，计丈定工，计人授糈，计日给值，所全活必无量，而水利亦兴”。于此前后，周起元又上奏《题为乞速分别改折以救危急以便征输事疏》和《题为遵照部疏再陈均平之议以安荒民以速漕运事疏》[26]等奏章，建议“改折漕粮”，“以输者养军，而以折者充饷，……以守冻之船议折”。周起元在任期间，可谓心系江南，为拯救当地的苍生百姓于灾难之中而殚精竭虑，所以他的朋友周顺昌在《送中丞绵贞周公南还序》[27]中称赞他“二载德政，几同覆载，且岁值大祲，苦心调剂，力请留漕粟之半，加惠兹土。复议开三江故道，贻吴中永利”，虽然被谴去官，但“所留于我吴者正多”。与周起元同时代的姚希孟在其《公槐集·周中丞议谥传略》中也写道：“公勤恤民隐，苏、常数郡大祲，请蠲、请赈、请改折，惓惓为桑土计。公去，士民无远近皆思公久之。”

天启三年（1623）三月以后，周起元作为应天巡抚，在救荒定难、恤吏蠲赋的同时，还必须与阉党权臣等黑暗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周起元巡抚江南、开府苏州，这是当时全国粮储税赋最重要的地区，而苏州又是天下织造业最发达而巨大利薮之所在，皇家固定派遣其亲信内监（时称“织珰”）前来督管。而这些“织珰”往往以督造为名，济渔猎之私，甚至欺凌霸道，为非作歹。因此，浑身正气的周起元怎能不与他们势不两立？所以到任之后，周起元办了三件大事：疏请减织造滥额、揭露织监李实酷取岁额外料银；上书申救遭受织监诬陷的苏州府同知杨姜；弹劾无恶不作、民怨极大的阉党朱童蒙。这三件大事，都瞄准了当时权势熏天而又穷凶极恶的宦官集团。

天启三年（1623）四月初八日，周起元到任的第二个月就上奏《题为织造旧例当循滥需宜节仰冀圣明俯念时诎稍宽物力事疏》[28]，胪列“额数”“解数”“价料”和“船只”等七个方面的弊端，责问李实“为盈橐而便其身图”的意图，附带还检举他“假参劾以窃弄威福，议属礼以显肆恣睢”的这些行为，已引起了公愤。接着五月二十五日又上奏《题为只逊派增太滥地方匮乏难支伏乞圣明查照旧额持允减派以昭节俭以杜浮估事疏》[29]，进一步揭发织监李实“滥行派织，蠹国病民”的罪行，乃至天启四年（1624）二月，周起元仍有多封奏疏，揭露李实到苏杭以后“一味营利，兼饶辣手。讲属吏之礼，罚官府之俸，开密访之门，捉民机为匠，人甚苦之”。这些奏疏都有朱批，写着“内外官当协心调剂，勿以争执误事”等搪塞之词（其实是魏忠贤代批），从此周起元被阉党视为眼中钉。

天启三年（1623）闰十月初五日，周起元在邸报读到“同知杨姜贪赃败露，抗旨冒罪”，他根据织监李实一向“谬张虚额，一味诛求”，又“据实初估”，遂上奏《题为料银滥取难徇府佐被诬非罪仰乞圣明酌定数以节岁支并烛虚词以绝荧听事疏》[30]，认为此事“不可听”。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周起元经过“再三询访，求其劣状，竟无所得，而且有贤名”，尚且通过各州县官还得知杨姜是一位强项令，只不过“不肯倡行属礼”而得罪宦官李实，于是立即上奏《题为仰恳天恩宥负累之属吏以恢圣度罢不称之微臣以定官评事疏》[31]，接着他又连上几封奏疏，为杨姜伸冤，并对“织监而干参劾大权”的恶劣行为表示抗议。在处理杨姜的这件事，所谓的“圣旨”从一开始就判定“杨姜贪肆久著，借端掩罪”，并训斥周起元不得“仍前曲庇”，到最后竟蛮不讲理地咆哮道“杨姜这厮抗旨，……姑着革职为民，发回原籍当差，永不叙用”[32]，“如再渎陈杨姜，定行拿问”。周起元为属吏申辩的结果，最终使得“忠贤遂衔起元不置”[33]。

众所周知，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甚嚣尘上，不少进士出身的官员都纷纷投靠魏忠贤，像顾秉谦、崔呈秀这样的廷臣大官居然都无耻地甘作太监的干儿孙。两年前因检举周起元参与首善书院活动的朱童蒙，其后被调任苏松兵粮道右参政，这时反成了周起元的下属，所以周起元一上任，他赶快“先借李实为质，缔交魏珰”[34]。朱童蒙性贪酷，“失志狂暴，每行道辄鞭扑数十人，血肉狼籍”[35]。此番朱童蒙有了靠山，更加蛮横跋扈，“以非法毙漕卒”，激起江南人民的愤慨。因畏惧周起元的弹劾，“遂潜入都，与诸失职者相要和，而党祸乃起矣”[36]。有人担心“彼多内援”，劝周起元别管。但周起元毫不让步，说：“君子弗计祸福，只论是非。且天子命我以抚民察吏，而坐视虎狼肆噬，是不克其职也。[37]”遂于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十五日上奏《题为道臣闻议求去谨据实纠参以昭官评疏》。这是周起元平生最后一封奏疏。“圣旨”的朱批是：“周起元曲庇杨姜，屡悖明旨。今又诬劾朱童蒙，显是排挤正人，好生抗违无礼！本当重处，姑着削职回籍。”天启五年（1625）四月，周起元两袖清风回到海沧故乡，而朱童蒙非但没事，还擢任太仆寺少卿。世道如此黑白颠倒，一代忠良从此被踢出官场。

天启初年以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气焰甚嚣尘上，开始对东林党人罗织构陷，大兴冤狱。天启五年（1625）夏，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相继被残害不屈而死。随后，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朝中的东林党人。

历史上的东林党，实际上是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际，一批要求振兴吏治、敢于讽议朝政而又声气相求的官僚朋党。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后之学者认为东林“本没有什么党的名称，这时候凡是正人君子，或与魏阉作对的，皆名为东林党”[38]。宦官阉党为了清除这些眼中钉，就以东林党为名目开列了一系列黑名单。被列入魏忠贤党羽所编造的《东林同志录》《天鉴录》《东林点将录》和《选佛录》等黑名单的，都是那些崇尚儒家道德、不肯依附邪恶势力的士大夫君子。

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之时，周起元正在浮梁任知县，并未参与。万历四十年（1612），周起元于湖广道监察御史任上首次为东林党人顾宪成仗义执言。其次，是天启二年（1622）周起元任太仆寺少卿时，参加邹南皋（即邹元标）创立的首善书院的活动，遭到阉党分子朱童蒙“特疏纠之”[39]，周起元虽以“吾辈所讲者，正心诚意，……自未尝敢以私害公”而自辩[40]，但已留下祸根。可以说，此前的周起元只是特立独行、为官清正而已，尚未被视为东林党人，与周起元同朝的孙慎行也认为他“生平与东林无关，而人品卓荦，乃心王室”[41]，查《东林同志录》等“黑名单”也无其名字。然而在擢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以后，因周起元不惧邪恶势力所进行的屡次抗争，引起了阉党的仇恨，所以天启五年（1625），在魏忠贤爪牙王绍徽所进的《东林点将录》中，出现了“地刑星菜园子右佥都御史周起元”之名，其后的《东林籍贯》一书也记载他与叶向高、董应举、涂一榛、李炳恭并列为“福建五人”。因此，在阉党的心目中，周起元确实是东林党人。

魏忠贤为了进一步斩尽杀绝对手东林党，便指使他的党羽们对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昇等七人进行诬告。天启六年（1626）二月，“取（李）实空印疏，令其党李永贞、李朝钦诬起元为巡抚时干没帑金十馀万，日与攀龙辈往来讲学，因行居间”，并以此为罪名，“矫旨逮起元”[42]。于是，天启六年（1626）四月，朝廷派锦衣卫的缇骑到漳州府海澄县的海沧逮捕周起元。

天启六年（1626）九月初十日，周起元竟以“坐赃十万”，被关押在北镇抚司狱，惨遭酷刑，最后毙于狱。第四天，堂弟周起龙去领遗体，但见“五窍流血，胸膛肉破，面歪，腿足杖夹伤烂，身无寸缕”[44]。周起元临终“遗命大布裹身，市船木为棺。停丧野舍，后一所亲扶榇南下，而诸孤方避匿，未能招魂，权次建安”[45]。

周起元去世后，家眷“无分文之积蓄”，“内外族戚兄弟之业，为我被逮，典卖在先，寄来完赃”[46]，但朝廷犹“遗赃下闽严追，臬宪承旨，行县捕其亲属，藐诸逃窜，不敢迎丧还家”[47]。因“罄赀不足，亲故多破其家”[48]。

崇祯元年（1628）朱由校即位，正直的朝臣们纷纷上疏劾奏魏忠贤罪行。第二年三月，崇祯皇帝颁行《钦定逆案》，将阉党二百多人定罪，同时对被其残害致死的忠臣直士，一律给予平反和追封。其中与高攀龙、周顺昌等同被誉为东林“后七君子”的周起元受追赠为兵部右侍郎，谥“忠愍”（南明福王时，又改谥“忠惠”），同时在南京的清凉山、杭州西湖的六一泉边以及漳州、龙溪和海澄等地，和他任职过的州县，都设立合祀或专祀的祠宇。

当周起元的灵柩运回海沧家乡时，“漳久不雨，赤日如焚”，丧车初入，忽然阴云四合，大雨倾盆，当地士民都说是老天爷为贞魂浣泪[49]。

周起元笃于友谊，从有限的资料可以知道他除了与汤显祖以及刘宗周、文震孟、周顺昌、邹元标等许多海内名人志士都有交往外，和家乡的霞中诗社的张燮、林德芬、陈元朋等社侣皆为“石交”，且与黄道周、涂廷荐、蔡復一和蔡献臣等闽南的名宦和学者诗人也有较深的友谊。张燮的《霏云居集》和《群玉楼集》里载录了近百首有关周起元与他们一起活动或唱和的诗篇。

周起元的诗文俱佳。据崇祯《海澄县志·艺文志》所载，周起元著有《周起元奏疏稿》《归田稿》和《居稽斋集》三种。可惜周起元蒙难后，这些著作几乎全部被毁。崇祯元年（1628），其嫡孙周山（字十臣）和周鼎铉从方志搜集部分传疏，辑录为一册，周起元谥号依崇祯所赐“忠愍”二字。其后康熙壬午（1702）又有人送来周起元的“西台”“抚吴”二集共六册，这可能就是方志所说的《周起元奏疏稿》。于是周鼎铉将其合为五卷本，交由长存堂刻字坊“续锓其略”[55]，书名当为《周忠愍公传疏》。

《钦定四库全书》辑有《周忠愍奏疏》，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总纂官纪昀等所撰《提要》云：“臣等谨案：《周忠愍奏疏》二卷，明周起元撰。起元字仲先，号绵贞，海澄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忤珰被害，追赠兵部侍郎，谥忠愍，再谥忠惠，事迹具《明史》本传。兹刻曰《西台奏疏》共十一首，为一卷，乃擢湖广道御史巡漕时所上；曰《抚吴奏疏》共十九首，为一卷，乃巡抚江南时所上。其第一卷所载皆起元之传。第四卷为‘兰言录’，乃当时名贤题赠诗文。第五卷为‘崇祀录’，皆历官处建祠呈文及碑记。后又录诸人赠祭诗文及起元遗诗七首，盖出其后裔搜辑传雕，随时增入，无复次第。起元建言抗疏，有关国计民生，初非寻常尚气节、好攻击者可比。其人其言并足垂诸不朽，固宜时录而传之者。今存其奏疏二卷，以遗诗七首附之。至起元名光史策，初不藉传志以传，今并从删汰，以省繁复焉。”可见，四库全书所辑录的《周忠愍奏疏》，乃由《周忠愍公传疏》五卷刻本“删汰”而成。

国家图书馆和福建省泉州市图书馆都藏有《周忠愍公传疏》的五卷刻本。不同的是前者封面为刘燕庭手书“周忠愍奏疏”，后者题签为“周忠惠公传疏”。泉州市图书馆还附有“同治壬申岁（1872）仲夏敬刊”的《周忠惠公年谱》一册，内容包括《海澄周忠惠公自叙年谱》《绵贞周公事迹》《被逮家书》和《诰命》四个部分。

今以泉州市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其中传略和“兰言录”“崇祀录”部分，以相关出处的文献加以校勘，并从相关方志文献中搜寻新发现的内容，加以补充。奏疏部分则以四库全书的《周忠愍奏疏》进行对校。此外，将周起元散佚的诗文、《周忠惠公年谱》以及与周起元有关的诗作和信札，各成一卷，最后加以“纪遗”之类的“附录”，定名为《周起元传疏辑补》，正式出版。

周起元“行仁义，蹈忠信”的精神，有如“兰春蕙秋，允不竭兮”[56]，希望《周起元传疏辑补》的出版，对闽南历史人物的研究，能有所裨益。

何丙仲

庚子暮春于云顶岩麓之一灯精舍

【注释】

[1]《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载《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

[2]陈庆元、张婧雅：《东南才士文学群体意识的觉醒——论晚明漳州霞中诗社》，《东南学术》2014年第5期。

[3]林希元：《金沙书院记》，载《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4][11][12][14][34][45][49][51]张燮：《大中丞赠少司马仲先周公传》，载《张燮集》第三册860-864页，中华书局，2015年。

[5][7][13][19][44]《周忠惠公年谱》，福建省泉州市图书馆藏本。

[6][20][33][35][42][48]《明史·周起元传》。

[8][54]《明名臣言行录·周中丞后传》，载《周忠惠公传疏》，福建省泉州市图书馆藏本。

[9]朱浯村、李元度编：《历代名臣言行录·周起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