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物遭外国盗窃与中国官员的庇护及列强欺凌

我憎恨黑暗，却不得不跟随黑暗

——杨炼《敦煌》组诗之三《飞天》

一切文化遗产都是属于全人类的，但首先是属于民族的。敦煌文物首先是属于中国的。

但是，中国的敦煌文物却这样接二连三地遭到外人的掠夺。目前，除了中国海峡两岸之外，它们还被分散在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德国、美国、韩国、印度、丹麦、瑞典、奥地利等十几个国家的数十个机构中。

西方人承认：直到中国人最后加以阻止为止，外国探险家们“从丝绸之路上湮没了的城市和石窟中搬走的壁画、手稿、塑像和其他珍宝，确实可以说是数以吨计的”。

入藏北京图书馆的卷子，二十年代由中国史学大师陈垣审核考订，编成目录，他把这部即将出版的著作，命名为《敦煌劫余录》。

劫余——遭劫后的剩余！

劫余……

另一位中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为《敦煌劫余录》所写的序文中，记下了时人沉痛的名言：“敦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那么，造成这种伤心局面的自身原因是什么呢？

审视一下去之未远的历史，我们不难找出答案：

——国家的无能

——官僚的腐败

——民众的愚昧

这些因素互相交织影响，从而使劫难成为敦煌文物的必然命运。

伯恩斯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对晚清中国政府的特点作了这样概括的揭示：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表现出来的无能虽然在1860年已经暴露无遗，但是清政府对这种情况无意持现实主义的看法，也无意从自身的失误中得到益处。在人员臃肿的官僚机构内有真才实学的佼佼者虽然还可以数上几个，但是官府中的那种死气沉沉的惰性使朝政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地方官吏遇到问题习惯于大事化小，或者据情不报，从不积极着手解决问题，而最高当局对于旨在使国家富强、以制止欧洲列强的入侵所需的急剧改革也毫无鼓励之意。……1860年至1911年的中国历史呈现一片令人沮丧的景象：依附于君权的朝廷已经信誉扫地，而黎民百姓则备受压迫，国家的独立正渐渐地丧失殆尽。

藏经洞被发现之初，王道士曾将部分画像和写卷献给当时的敦煌县长汪宗翰，汪向道士又索要了部分，然后将它们用作官场结交的礼品送人，这些文物开始流传于世，还一直传到了北京。时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也得到了宋朝乾德六年（公元968年）的水月观音画像一幅和写本卷子、梵叶本各二件，他是一位具有很高鉴赏能力的著名金石学家，问明来源之后，便立即建议清朝的藩台衙门将这批珍贵文物运往省城兰州保存。

但一算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

清政府就下令，叫敦煌县将这些文物就地封存。

是的，五、六千两白银——这当然不是个小数目。

就在藏经洞被发现的前五年（1895年），李鸿章刚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除去其他条件不计，仅赔款数就是二万万两。

而在藏经洞被发现的第二年（1901年）也就是旧历辛丑年，清政府又与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日本、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1900年旧历庚子年因义和团事件各国所遭受的“损失”及其出兵镇压费用支付的赔款（一般称为“庚子赔款”）更高达四亿五千万两，规定这笔款项分三十九年还清，加上利息，共为九亿八千多万两。

且不提其前其后的一系列别的条约。

庚子赔款的数目，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国库所有。于是摊派到了各省，百计搜刮罗掘。

于是，要拿出五六千两来保护文物，就难于上青天了。

然而在这同时，那些国库暴涨了的国家，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派出了经费充足的探险队来中国探险（其中斯坦因就曾明确申请要从中国偿付英国的庚子赔款中提取部分作为他来中国探险的经费）。

于是，无数在中华大地上存留了千百年的民族瑰宝，也随赔款一并外流而去……

除赔款外，《辛丑条约》还规定：清朝政府要负责严厉镇压中国境内一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与组织，而对在这方面行之不力的大小官员都要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出生在十九世纪的中国老一代史学家邓之诚，在他的名著《中华二千年史》中，写下了这样和血带泪的十个字：

庚子以后，对外事事退让。

由西方权威史学家集体编撰的多卷本巨著《剑桥中国史》则这样记叙说：

外国列强的残暴表现造成了一种不可战胜和高人一等的形象，因此损害了中国人的自信和自尊心。中国人对外国人原来抱有的轻蔑和敌视态度，现在往往一变而为恐惧和奉承的态度。

清朝政府都已处在了列强的刺刀之下，中国的边疆地区也就可想而知了。

德国考古学家勒科克在他的探险记中曾记录：在乌鲁木齐街头，他目击了俄国领事坐着敞篷马车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有前呼后拥的四十名骑着马的哥萨克士兵为他开路，他们挥着鞭子打在那些来不及躲闪的人的头上、身上，勒科克向这个领事提出了抗议，而他告诉勒科克说：

“对待这样的人，这是唯一的办法！”

连国家的主权都得不到保护，自然也就更谈不上文物古迹的保护了。

于是，从斯坦因到华尔纳等这些外国盗宝者来劫掠文物时受到了不止一个的中国大小官吏的庇护帮助。

于是，王道士见了斯坦因和伯希和，还得一口一个“大人”。

于是，便滋生出了蒋孝琬之类洋人的走狗，为了表彰自己在斯坦因骗取祖国文物过程中所效的犬马之劳，他还拿刀在莫高窟的壁画上刻下了自己“随同”斯坦因到此一游的字样，以此为荣，以此炫人。

于是，众外国群盗入中国便如入无人之境，来去自由，饱囊而回。

列强对中国的欺凌态度，贯穿了他们对敦煌以及整个中国西北部文物大洗劫的始末。直到1930年，斯坦因最后一次到新疆探宝时，受到了新疆方面的冷遇，他的发掘计划没有得到批准，那时新疆当局正向印度购买武器，英国驻喀什总领事便帮助斯坦因向新疆当局施加压力，他致电新疆省主席，声称这样的态度会影响印度政府对新疆要求的武器供应，目前那批装备只到了一小部分，未来的供应，就取决于省主席现在的表现，云云。

当从伯希和那里得悉劫后的莫高窟藏经洞“洞藏尚未全虚”的消息后，当时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兼任清政府学部参事厅一等参事的罗振玉，立即向学部左丞乔树楠作了通报，并代拟电文，以学部的名义向甘肃都督发出了查封敦煌石室、急将石室遗书解送京师的命令。但购置运输遗书的费用还无着落，学部经费拮据，有人提议是否能由京师大学堂出资，也遭到学监的回绝。被希望和绝望困扰着的罗振玉下定了决心，他提出：大学没有经费，就由他负责的农科节省出来，就是自己的薪俸，也可以全部奉献。

几经磋商，经费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用来购买遗书的六千两白银拨到了敦煌。

但罗振玉根本料想不到：这笔好不容易筹集的资金，真正给了王道士的只是三百两香火费，其余的则全部被敦煌县令存入了肃州“天成亨票号”，说是要用来改修文庙。

王道士显然不甘心只接受三百两的香资就把手头的遗书全交出来，他尽可能地移藏了为数不少的卷子，也就是稍后又被斯坦因以及日本人和俄国人掠去的部分。

在获得代价后，敦煌县府终于在1910年开始将敦煌遗书装车启运。

经办人员办的只是公务，至于文物不文物并不与他们相干。这些珍品连木箱也不装，只用席子捆了起来，就向车上乱扔，这就给了沿途的大小官吏与经手人等一个莫大的方便，层层盗窃，等车到了北京，剩下的已不足万件。

而大车也没有直接驶往学部，而是被代表接受遗书的甘肃巡抚何彦升的儿子何震彝接到了自己的家中。他伙同其岳父、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等人又将其中精美的卷子偷了出去，占为私有，然后竟把比较长的经卷撕断成几份，来凑足数目。

李之所盗近500件，后来不少卖给了日本人；何之所盗数量更多，大都被他用作了馈赠亲朋的礼物，从此不知下落。

罗振玉和学部侍郎宝熙等人获悉了他们在京私分敦煌卷子的恶劣行径，不禁勃然大怒，意欲上章参劾，无奈政权腐败，官宦庇护，除把赴甘肃解经的小吏以“公然盗窃之罪”拘押外，其他人则以查无实据、不予深究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重来敦煌的斯坦因，这样记下了他对“京城命令在实施时那种可痛可憎的特殊情状”的见闻：

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由于不加注意和事实上简直近乎破坏的方式，我在喀什与和田看到，显然是来自千佛洞窖藏的佛经经卷四处散布，而获得一种暗示，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流入中国官吏们之手。有一些则为乔治·马卡尔特尼爵士和别的人所得。不久以前，在敦煌出现了一些陌生的中国人，他们捎带着大捆同一来源的手卷，渴望着要把他们脱手。我认为价格十分公道，就让他们以后多带上一些。据此我有可能作出结论：这东西在当地市场上并不是稀有之物。

王道士带着一种痛苦的神情说，当命令从兰州府转达下来时，密室中他所小心保管的文书经卷，被乱七八糟地装在六辆马车上带往敦煌县衙门。他又说，中央政府给予他的庙宇作为补偿的一大笔钱，经过经手衙门的层层剥削，最后什么也没到他手里。这些马车停留在敦煌衙门，几经延误。这古老庙宇长期储藏的经典在离开本县之时，给予当地人们以很好的机会，使他们无偿地得到了纪念品。这种成捆的千佛洞手卷，后来我在行经肃州和甘州时买上了一些。事情很清楚地表明，在向遥远的北京运输过程中，由于行动迟缓，疏于防范，小偷小摸一直持续地在进行。这些经卷的大量标本也被带往新疆。其后在沿路各个衙门里，我都看见过。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从中国的一些小职员手中得到。这就使人容易想象到它漏失的程度。

有了这样的事实，因此，就有一位英国学者在为斯坦因作的传记中这样为他辩护：

如果斯坦因没有拿那批东西，那些珍贵文物能依然聚集一处而不散失吗？或是会象剩余的上万卷写本那样，在运至北京时有许多便一卷一卷流入商人之手再入藏于西方？可以确定的是，斯坦因带回大英博物馆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入私人之手，或被割裂、或被遗失的。

与斯坦因及其辩护者的指责相呼应的，还有华尔纳在看到敦煌石窟艺术被新疆当局安置在那里的白俄兵士肆意破坏后所写下的愤言。这些固然都不无有为自己的劫掠行为找借口的成份，但是授人以口实的，不正是中国的这些卑鄙奸诈、蝇营狗苟的贪官污吏吗？

比起这群贪官污吏来，倒是那位道士王圆寂反要来得干净一些。

在敦煌文物的外流中，王道士负有直接的责任，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痛诋。但他与损公肥私的李盛铎、助纣为虐的蒋孝琬之流犹有不同。他早年因旱荒背井离乡，飘泊各地，“历尽魔劫，灰心名利”，终至出家修道。他的文化程度很低，又有虔诚朴素的宗教信仰。当他留居敦煌之后，就发愿要修建道观，为此他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走，四处募款，而自奉则极俭，几乎不随便乱用一文钱，对捐来的钱及其用途他都自觉地做了帐目。

对于偶然发现的藏经洞文物的价值，他根本是不明白的，这一点，老奸巨滑的斯坦因一下就看出来了。在智力、见识都强他百倍而又有政府作为后盾的各国对手面前，王道士一直处在被愚弄被欺哄的地位，虽然对讹诈的全过程，从斯坦因到华尔纳，不是秘而不宣，就是遮遮掩掩，但结果已经是明摆着的了。

王道士知道这些遗书绢画全是古物，但与他自己的宗教信仰无关，因此想以此换取一些整修窟寺的费用，是可以理解的。他最初把它们拿给当地部分官绅过目，就隐含了这样的动机，但是他的希望落了空。当叶昌炽作出保护藏经洞文物的提议后，甘肃当局下令将它们就地封存，一纸空文，使王道士不但不能得到任何补偿，反而平添了一份义务保管的责任，他的不情愿不心甘，是不言而喻的。

要是在藏经洞被发现的第二年，甘肃当局能象后来的北京学部一样见识高远，热心斯文，速将文物移运兰州，并对王道士予以适当的补偿，那么斯坦因、伯希和等纵然诡计多端，也许在这里就施展不开了。而北京学部下拨的款项，要是不被地方经办官吏挪用、贪污，那么结果也会有所不同。而王道士筹措钱款，出卖经卷，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逸富贵，否则，当初斯坦因许以高价引诱他出卖全部藏经洞遗物、回乡安享晚年之时，他就不会回绝了。

身处这样的时代，囿于这样的环境，又只有这样的知识水平，敦煌遗书的发现权与保管权却偏偏都交在了这个人的手里，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悲剧。

他的悲剧，不在贪财，而在愚昧！

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敦煌文物一大批一大批地外流，的确是让中国人心痛的事。但是，心痛之余就去指责王道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不是王道士一人的愚昧，从藏经洞的发现到文物流失殆尽，整个事件显示的是社会各阶层许多人的愚昧。社会各阶层许多人的愚昧就是社会的愚昧和领导社会之政府的愚昧。这种愚昧来自贫困和教育不足，它如果不能经由富裕民生和普及教育加以改善，则类似的情形必然会不断重演。”由此他提出了这样的告诫：“在回顾敦煌文物外流始末之余，与其指责王道士，便不如自省我们现在的社会，自省我们现在的教育吧！”

但愿这发人深省的警告，只是杞人之忧……

王圆寂死在1931年。

莫高窟更加荒芜破败，窟前成堆的流沙，掩没了许多洞窟，檐残壁断，窟门洞开，珍贵的壁画彩塑任凭日晒风吹，流沙磨蚀，壁画霉变脱落，塑像倒塌堕毁。每年旧历四月初八前后，敦煌城的人们来莫高窟赶庙会，于是洞窟之内，烧香拜佛，埋锅煮饭，喝酒划拳，吹拉弹唱，无所不有。一到晚上，洞窟又成了人们的临时住所。千佛洞已百孔千创，濒临毁灭……

1935年，后来成为著名文史学家的青年学者吴世昌，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近五十年中国历史文物之丧失》的文章，历举晚清以来包括敦煌文物在内的中国的千古瑰宝被人盗卖强索、捆载络绎而出洋的史实，指出：“一个民族对于固有的文化——如同对于自己的疆域——有无能力保存，也是判断该民族优劣的一种标准。旁人看见旧家的不肖子弟出卖先人的文物，当然不会太瞧得起他们，虽然旁人也许正怂恿他们出卖，可以趁火打劫地得到许多便宜货。”他还激昂地进一步申论道：

中国近数十年来历史文物的丧失，对于我们民族的损失，其价值决不在国土的丧失之下。但是国土的丧失是人人易见的，人人感觉到切肤之痛，人人得而指责守土之士的。历史文物的丧失是逐渐的，是精神上的暗蚀。负保管文物之责的，国人也没有把他们看得如守土那样郑重，有许多文物可怜根本就没有人负责保护它。失了一块国土，譬如被人砍了四肢的一部分，使人感到绝大的苦痛；丧失了一个精神性灵所寄托的历史文物，譬如一个人，神经上内质的损坏，一时虽没有悲惨的流血，却能使人根本成为行尸走肉的废物，其危险更在硬性的病损之上。这类暗病，因为是无形的，所以人们素少注意。因此数十年来，失台湾、失东四省这些国耻事实，三尺孺子，贩夫走卒，都能垂涕而道，而历史文物的丧失，则虽国家的上级官吏，知识分子，也大都茫然。失土的官吏，也还知道愧对国家，而把古物私售外人或保管不力的大员，却可以或则戴上面具，潜厕士林，或则逍遥法外，安享富贵！

他提出政府应对于自己历史上所积聚的文献艺术究竟有多少、流散在何处、它的价值如何、应当怎样保存等等，多加注意。

人微言轻，这位学者的慷慨陈词没有得到认真理会。

在中国，许多事情，还要依赖大人物的堂上一呼……

1941年10月，国民党元老、曾任靖国军总司令、陕军总司令、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从重庆到西北视察，来到敦煌。这时国画大师张大千正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而于本人也是一位书法名家。时值中秋，他们聚饮倾谈，席间说到敦煌文物历年以来屡遭外人劫盗，眼下大量的艺术珍品得不到妥善的保护，许多洞窟濒于坍塌，有的壁画大块脱落，在座者无不慨叹。在几天的参观中，于右任对敦煌艺术的价值与面临毁灭的危机，有了更直接的认识。站在翰海茫茫的三危山下，他心情沉重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回到重庆，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告知国人，莫高窟的壁画泥塑，“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对中国艺术与历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经自斯坦因到华尔纳等历次劫难，“似此东方民族文艺渊海，若不再积极设法保护，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他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究，寓保管于研究之中”。

建议经过讨论决议，交由当时的教育部负责筹办。

1942年冬天，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约请，来到莫高窟考察。三十年代在英、法进行学术交流时，他曾抄回了几百万字的被斯坦因、伯希和所劫去的敦煌资料，并翻译了斯坦因三次来中国盗掘文物活动的自叙《沿着古代中亚的历程》一书。这次实地亲见了敦煌文物任人盗窃破坏、岌岌可危的惨状，不禁“心血俱沸”。在寒夜的旅舍中，他挥笔疾书，写下万字长文《论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提出应速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国家设管理所，进行修缮管理，并建议在河西设立工作站，开展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文章寄往了重庆《大公报》。

《大公报》分三天连载了这篇长文。

他的意见立即得到了舆论的响应。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跟着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指出：“世间一个不知自爱自尊的人，未有不为人所唾弃的；一个不知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未有能昌盛的。”

1943年初春，有六个披着老羊皮大衣的人，骑着骆驼，冒着西北刺骨的寒风，艰难地行进在通向莫高窟的沙漠古道上。他们就是正筹备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他们当中，有为敦煌事业耗费了大半生心血、后来驻扎莫高窟并主持敦煌文物研究工作多年的著名画家常书鸿。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了。它的成立，标志着莫高窟从此将正式作为国家文物被管理保护起来，敦煌劫难史应该结束了！

今天的敦煌莫高窟，已是举世皆知的中国国宝，它现存洞窟492个，彩塑2000余身，壁画45000平方米。

四十年代还不足二十人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扩展为机构完备、人才荟萃的敦煌研究院，在那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史学家、文献学家和科学家，他们为保护研究莫高窟的文化遗产殚精竭虑地辛勤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还有一支警卫队在那里昼夜巡逻，随时提防着人为的破坏与意外的灾害。

当年王道士久盼不至的经费也源源拨往敦煌。五十年代，由周恩来总理拨款百万，并派铁道部工程队，在专家指导下，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莫高窟全面加固维修工程。八十年代以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又对壁画塑像进行了更有成效的抢救、修复。国家拨款数百万元，用以购置了先进的科学仪器并安装了现代化监测系统；也得到了心怀诚意的爱国同胞与国际友人的捐助，香港著名人士邵逸夫捐赠了港币1000万元，为莫高窟的453个洞窟安装了避光而又通风的铝合金窟门，在113个重要洞窟内安装了1602个保护壁画的玻璃屏风。

莫高窟百孔千疮、荒凉破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它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它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单位。

这颗璀璨的东方艺术明珠，重新放射出了灿烂的光芒！

但它已经是不完整的了。

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谈到敦煌劫难史时说：“我们希望有一天，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能够‘完璧归赵’，在敦煌形成一个完整的敦煌文物博物馆，使敦煌成为名符其实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但愿这个希望能够变成现实。

敦煌，这方金光耀眼的圣地，曾几何时，竟成了大小群盗的乐园！幸存在这里的座座塑像、面面壁画，就是这全部“伤心史”的见证。要是他们也有记忆，一定不会忘记他们所承受的巨大创痛，所经过的苦难历程，正如诗人杨炼在《敦煌》组诗中借飞天之口所说出的：“我憎恨黑暗，却不得不跟随黑暗”——这正是他们曾经有过的共同命运。

然而黑暗总是不能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