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登·华尔纳：美国人与敦煌文物外流

2023-08-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兰州的这个小客栈里，一个满身泥浆的红头发美国人愤愤地扔下了手中的斯坦因考古记《塞林底亚》，望着窗外瓢泼的大雨，心烦意乱，坐立不安。他对中国西部文物的凯觎由来已久。为什么早些来到这里的，是斯坦因，是伯希和，是德国人和俄国人，而不是他这个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呢！

……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

——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该死的书，该死的天！”

在兰州的这个小客栈里，一个满身泥浆的红头发美国人愤愤地扔下了手中的斯坦因考古记《塞林底亚》，望着窗外瓢泼的大雨，心烦意乱，坐立不安。

他感到一切都不顺利。对于考古，他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向往。大学刚毕业，他就加入了美国的一个中亚考察团，到了俄属中亚参加发掘工作。但那时他只是个小小的考古助理，只能负责拼凑、记录陶器与骨骼碎片。他向往到蕴藏丰富的中国西部探宝，更希望能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去过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没有放过一次观赏收藏在那里的中国发掘品的机会。他对中国西部文物的凯觎由来已久。在东京留学时，他的导师——日本最著名的佛教美术史家兼任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所主任的冈仓觉三就委派他去中国新疆考察，但是就在他准备启程时，受到了他父亲和波士顿美术馆的双重反对，使他热望着的远征成了黄粱一梦。八年之后，当他来到中国为克里夫兰美术馆搜集文物时，在北京拜访了时任法国驻华公使馆武官的伯希和，伯希和表示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一起进行中亚考察，这使他感到欢欣鼓舞：“这真是我们值得夸耀的事”，因为“他是席卷子敦煌文书和唐朝绘画的少数几人之一，又是世界著名的大学者”。但是大战结束好几年了，这个合作计划也没有能够成为现实。

1923年，机会终于来了。在他任教的哈佛大学的美术系与福格艺术博物馆想大力扩展东方艺术藏品，而他则受到刚出版的斯坦因《塞林底亚——中亚和中国西域》、《千佛——中国西陲千佛洞所藏之古代佛教绘画》的影响，也想一展久郁于胸的宏图，于是便约好友霍拉斯·翟荫来到了中国。

然而刚一进入甘肃，他们就遇到了连绵不断的雨天，大雨迫使他们住进了这家阴冷的小客店。利用这个时间，他又拿出看了许多遍的《塞林底亚》，直到刚才“由于嫉妒而不再能读下去为止”。

是的，嫉妒。为什么早些来到这里的，是斯坦因，是伯希和，是德国人和俄国人，而不是他这个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呢！

事实更加深了他的嫉妒。天放晴后，他们来到了额济纳旗哈拉浩特，也就是出土大量遗书与壁画的黑城遗址，进行了十多天的发掘，结果令人非常失望，只得到了三幅壁画和一尊雕塑，以及其他一两件小物品。他抱怨先来的斯坦因和俄国人已把这个地方挖得这么干净，而且搬走了每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使“后来的人简直无物可挖了”。

下一个预定目标是敦煌。还要不要去呢？那可是有更多的高手都光顾过的地方，况且他们之中，谁也没有空手而回。

华尔纳最终还是决定去看看这个他向往已久的东方画廊，作为一个东方艺术史家，他想亲眼看看那里还剩下了些什么。即使那里已经没有壁画，就是弄到一些残片，也可以借哈佛大学实验室的帮助，弄清古代画家用的颜料的原料和来源，并解开艺术史上的一些谜团。

天下起了大雪，他们顶着寒风昼夜行进在沙漠中。翟荫实在太疲乏了，便骑到骆驼上。当他蜷着身子下了骆驼，脚已经完全冻硬了。华尔纳把他拖在雪地上，用古人流传下来的治疗冻伤的紧急措施，拿雪为他搓擦了三个小时。翟荫的脚刚一恢复知觉，就痛昏了过去。

他们弄来了一辆破旧不堪的马车，又艰难地颠簸了十八天到达甘州，找来一位医生。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休养，翟荫的脚总算给保住了。但他要再前往敦煌则显然已力不从心。他们不得不难过地互相道别。

华尔纳带着译员坐着马车，继续穿越沙漠，向着既定目标行进。

王道士又外出了，而华尔纳的兴趣也不在藏经洞，他直接进入了那一个个满是壁画塑像的石窟。

敦煌壁画艺术，被权威的艺术史家公认为可以与中国美术史上最负盛名的巨擘媲美而毫不逊色。对敦煌石窟较早作实地调查、著有《敦煌艺术叙录》的著名画家、书画鉴赏家谢稚柳曾作过这样的论断：“石窟壁画之胜，非顾恺之、阎立本所及。”而实地研究了敦煌石窟艺术近半个世纪、著有《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的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也指出：唐以前的那些没有画家题名的敦煌壁画“其艺术水平不比名家差，有些唐画的描线、用色、造型、传神不次于吴道子”。

在哈佛大学主讲东方艺术课程的华尔纳对此并不外行。“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也没有别的可说”，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对一路不顺的怨怒已被一扫而空，“现在，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在这些烦恼的日子里蹒跚地走在我的马车旁”。

一连十天，除了吃饭睡觉，他都钻在洞里一窟一窟地察看而不肯离开。

在他行前，专门研究意大利壁画的青年同事丹尼尔·汤姆生曾教了他一种喷胶技术，将一种新试验成功的能使壁画分离的特殊化学溶液溶入纱布覆贴在壁画上，用力按擦，壁画就会完整地粘在纱布上而被轻便地带走。华尔纳把这种溶液随身带来了，他很想试验一下它的效力，拿走几件碎片去做实验分析。

他准备好了溶液，却不免有些顾虑，因为他完全明白这种行为太不道德了。

然而，他的疑惧，很快就被另一种心情取代了。

就在两年多前，有九百多名溃退的沙俄白军越过边境，逃亡到了中国。新疆省政府因为无地安置，竟将他们全部遣往敦煌，让他们居住在莫高窟。这伙匪徒在洞窟里升火做饭，熏黑了许多美丽的壁画。他们还破坏了塑像，并在壁画上恣意胡刻乱写，以发泄他们的失意与无聊。“在这些可爱的脸上，有几个被涂写上了俄国军队的编号，从一个宣讲莲华经的坐佛口中，喷出了一串斯拉夫人的下流话”，华尔纳在写给妻子罗兰·罗斯福——也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妹妹——的信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华尔纳怒火中烧，他的脑海中忽地闪出了一个说服自己的念头：

这些壁画与塑像就这样被毁坏了。谁能保证它们不会继续被毁坏甚至毁灭呢？我为什么不能把它们全都剥下来运走？这是破坏，但也许是保存；这是掠夺，但也许是拯救。

他越来越相信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有充足的理由。是的，也许二十年后，这里就将再也不值得一看了，伟大的敦煌艺术的末日就要到了，为了拯救和保存这里的每一件东西，我将不惜粉身碎骨，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

现在，他全然没有了盗贼的犯罪感，反倒觉着有点英雄的悲壮感。

华尔纳送上七十两白银作为布施，提出要王道士出让一些壁画和塑像。他也知道这里的壁画和塑像不是道士有权处置的，但只要他睁一眼闭一眼，外人是容易瞒过的。

原来的以佛教为内容的壁画与塑像，在道士心目中，并不与他自己的信仰有太大的关联。为了使几个洞窟相互连接，以更方便地行走，他过去就凿毁过有画的洞壁，这次也就没有表示反对。

华尔纳开始行动了。

他先锯下了两尊塑像：一尊是北魏彩塑飞天；另一座是通高120厘米的唐代半跪式观音菩萨像——这尊塑象现在被视为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接着华尔纳准备向那些壁画下手。这时他遇到了未曾预料的困难：隆冬的西北实在太冷了，气温早在零度以下。当华尔纳爬上梯子把他的固定剂用刷子涂在壁画上的时候，他发现那溶液在还没有渗入并凝结在脆弱易碎的灰泥以前时，就已经结成了固体。同样，那些浸透了胶水的纱布还没有粘贴到壁画上，也已经是冻得硬硬的了。

华尔纳非常沮丧，他终于没能随心所欲地“剥光这里的一切”。但他还是成功地移下了十二幅唐代的壁画。

气候的恶劣，加上他的剥离技术也还不够熟练，这位自诩的敦煌艺术的拯救者在剥离过程中就损毁了多幅壁画。而对已经剥离的那些壁画到时候还能不能安全解开，他心里也没有一点底。但不拿白不拿，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个碰碰运气的尝试。

从这里到北京，还有两个月的行程。为了防止震荡，它们被裹上了毛毡，又用木版夹住。十二幅珍贵的唐代壁画，粘在浸着胶水的纱布上，装上了华尔纳的马车。那两尊北魏和唐代的塑像，更小心翼翼地被华尔纳用衬衣和短袜包了起来，再在外面裹上了他自己的羊皮裤子和毯子。一想到这稀世的艺术珍品即将属于他和他的博物馆，华尔纳就感觉不到所有的寒意了：“在回国的路上，即使我没有衬衣和裤子穿，也算不了什么，因为每当我想到我的这些东西能用来保护那鲜艳、光滑的皮肤和碎裂的颜料免受损害时，我的心情就感到无限的温暖。”

这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一次大劫难。这件当年斯坦因徘徊再三、未敢下手的事，现在被华尔纳干了。对斯坦因的嫉妒不象先前那样折磨他了，而且他还期望他的劫获能够引起其他同行的嫉妒。他毫不掩饰地扬言他带走的都是“极可宝贵的珍品。我们在美国还从未见过与此类似的东西。同时这些东西和德国人从土耳其斯坦的灰泥墙壁上锯下来的方形的壁画相比，也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嫉妒”。

华尔纳的心理得到了平衡，而莫高窟却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残疾。

今天，只要你去参观敦煌石窟，正当你为万紫千红、光辉灿烂的壁画塑像而目不暇接时，冷不丁会有一块灰灰的、秃秃的土墙扎入你的眼帘，使你蓦然而惊。

这，便是华尔纳留下的野蛮与耻辱的印记。

半个世纪后的一天，当一位年逾古稀的美国博物馆专家参观了莫高窟后，执意要见一见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所长接待了她。

她说：来到敦煌石窟参观，我很高兴，但当我看到华尔纳盗劫壁画的残迹时，我感到很惭愧，我向你们鞠躬。

说着，这位老太太沉重地低下了头。

然而当时，华尔纳的头正越抬越高。

所有的敦煌艺术品已经运到美国，成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十二幅粘在纱布上的壁画被解下了十一幅，两尊塑像也都平安无恙。

这个小小的博物馆从此声价百倍，闻名于世。

1924年，华尔纳将在中国的经历写成《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出版。

这条古道上的蕴藏太丰富了，因而对他也太有诱惑力了。

他已决定要带一支更大的队伍，再次前往敦煌，并要在那里呆上更长的时间。

1925年初，华尔纳又来到了中国，准备更大规模地从模高窟剥离壁画，一个有西魏大统四年（公元538年）画像题记、画工最精、保存最完好的大型西魏洞窟，就被列入了他的剥窃计划之中。队员除了老搭裆霍拉斯·翟荫外，他专门带来了教他喷胶技术的丹尼尔·汤姆生，这一次将由他亲自负责壁画的分析与剥离。

到了北京，华尔纳因事逗留。考察队由翟荫带领，前往敦煌。

这时的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正在发展。

当前一年华尔纳盗走莫高窟的壁画与塑像后，前去烧香拜佛的当地群众很快知道了这件事，纷纷质问当时的敦煌县长陆某，庙会时又指责盘问王道士。陆县长因已御任，便赶紧溜之大吉。愤怒的群众追出四十里地截住了他，非要他追回被华尔纳盗走的壁画与塑像不可。

经过士绅调停，风潮刚刚平息，就传开了那些美国人又来了的消息。

翟荫向县政府和群众代表谎称：“这次来打算剥离一部分壁画送到北京陈列，以便中外学者就近研究。”

他的话不仅没有人相信，反而引起一片哗然。

在各界的压力下，敦煌地方政府作出规定：美国考察队在敦煌参观的时间不得超过两个星期，不得在莫高窟居住，当天必须返回县城，并派军警对考察队加以“保护”，拍照亦不允许，剥离更不必提。

这太不自由了。既然捞不到什么好处，也就不必在这里呆上两个星期。只过了三天，在华尔纳还没有赶到莫高窟与他的人马会合之前，翟荫一行就灰溜溜地离开了敦煌。

华尔纳显然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然而富有光荣的淘金传统的美国人还不肯善罢甘休，福格艺术博物馆太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中国珍宝了，他们展开了讨论：是的，也许华尔纳太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也许华尔纳在中国的朋友太少了，那么，能不能恳请一位老资格的具有无与伦比的中亚考古经验的从无失败记录的伟大人物代表我们去走一趟呢？

——谁？

——马克·奥莱尔·斯坦因爵士。

非份的相思会让人发疯，美国人把这位在中国比华尔纳更声名狼藉的退休老人也给请出来了。而六十七岁的斯坦因也许仍怀念着当日没能搬回的那座座壁画塑像，同意由他去试一下。

于是，斯坦因带着美国提供的十万美金和英国提供的三千英镑，于1930年4月到达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通过英美外交人员向中国当局申请特别许可证。

在知识界的吁请下，当时中国政府已经作出规定：外国考古队来中国考察必须有中国考古学家为共同领队，还必须有中国雇员，所发掘的物品也不得携离中国。

这些规定，没有一条是斯坦因愿意遵守的。

他在印度组建了一个探险队，第四次进入了新疆。

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剧烈运动，要求取消斯坦因的签证，报纸也发表文章，要求将他驱逐出境。

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斯坦因浑然不觉，我行我素。他还没有来得及再到敦煌，就因为在途中的偷挖行为被中国政府取消了通行证，并严禁他再有任何挖掘活动。

美国人的十万美金，加上英国人的三千英镑，得不偿失地只算是给斯坦因作了一次旧地重游的旅费，比起当年他仅用一百三十英镑换回那29大箱世界为之瞩目的敦煌文物的往事来，实在是大大地今不如昔了。

严重受挫的斯坦因郁郁不乐，一言不发。在克什米尔的帐篷里，他开始撰写前三次在中亚探险的回忆录，希望借昔日的辉煌来排遣眼前的失意。他是感到自己老朽不中用了呢？还是意识到了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正在渐渐苏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