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学者斯坦因和伯希和在中国的发现和外流文物的重要性

2023-08-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当时全欧洲研究中亚的工作是由俄国的科学家领导的。189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俄国人报告了他们在中国的发现，会上决定筹创研究中亚的国际组织“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在得悉了斯坦因、伯希和在莫高窟的劫获后，奥尔登堡立即着手组织一个“俄国新疆考察队”，并获得了沙俄政府十万卢布的资助。而伯希和也在后来对俄国人的收获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时全欧洲研究中亚的工作是由俄国的科学家领导的。

——孟列夫《俄国新疆考察队资料的研究概况》

德国的探险队在1902年至1913年的十年间四次窜来中国，仅在新疆地区就盗走文书、壁画、塑像、石刻等文物数百箱。他们把新疆的各石窟群岩上的六百多幅壁画用狐尾锯从岩壁上锯下来运回了柏林，这些壁画有半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被摧毁。

在德国探险家中，来中国次数最多劫绩也最大的人物是东方学家勒科克，德国探险队的四次活动有三次都是由他率领的。他在回忆录中叙述自己经历时的得意之情跃然纸上，但在谈到未能抢先将敦煌遗书弄到手时，不免黯然神伤，感到“遗憾之至”——他本来是很有希望第一个得到它们的。

1905年，当他领队在哈密考察时，从一个商人口里了解到在敦煌新发现了一个蕴藏丰富的藏书室，内有好几个世纪的古代图书和手写文件。虽然勒科克盗锯的壁画数以百计，但他知道敦煌是佛教徒朝拜的中心，被当地人视为圣地，要想去锯掉那里的壁画是不可想象的。但要真有这么个藏书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决定乘着预定去下一个考察点克孜尔石窟群的间隙，先去敦煌看看。

就在这个时候，从柏林来了一份电报，说他的上司，也是德国第一次探险队的领导人格林韦德尔已经动身前往中国，希望一个半月后在喀什与他们会合。这一次的探险本来也该由格林韦德尔领导，因为身体欠佳，他才让勒科克代理。

从哈密到喀什，行程约四千里，一个半月的时间已经很紧；而去敦煌则要走近二十天，从那里转道往喀什，更不可能按时赶到。勒科克陷入了两难境地：他早领教过上司朝令夕改的脾气，怀疑格林韦德尔会不会中途再变卦，那样他将白白失去一次到敦煌的机会；但要径自去了敦煌，万一那个藏书室的传闻并不可靠，那就会既白跑一趟，又耽误了迎候上司。到底去喀什，还是去敦煌？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最后，他决定采取一个听天由命的办法。

他拿出一块中国的银元，抛向半空。现在就看它落地后的结果了：要是正面朝上，那就叫格林韦德尔见鬼去吧；要是反面朝上，那他就将舍弃去敦煌的机会。

转动的银元终于停了下来：朝上的是反面。

勒科克将马头拨往与敦煌相反的方向，马不停蹄地如期赶到了喀什，但却连格林韦德尔的影子也没见到。直到两星期后，才接到他的通知，说他中途丢了行李，何时能来，暂难确定。

勒科克暴跳如雷。

比起刻板的德国人来，俄国人似乎要多一点浪漫。他们的遗憾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的。有位曾来中国探险的俄国地质考古学家奥勃鲁切夫，到过西北部的很多地方，但却偏偏漏过了敦煌。他后来以第一人称写了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我”早在斯坦因、伯希和涉足之前的1905年10月就已先登敦煌，用一些日用商品从莫高窟的一位喇嘛手中换回了两大包袱的包括各个朝代各种文字的古代文书以及绢画。他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说得活灵活现，连精明的日本人都让他给蒙了，他们把小说当成了实录，把他的名字写进了敦煌学史，列在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前面。

文学家曾对文学创作的动力提出过这样一种解释：文学是痛苦的升华，是臆想的实现，是对人生缺憾的补偿和安慰。

这位探险家的创作，正好为这个理论提供了生动的证明。

然而在当时的中亚研究中实力雄厚而又据有地利的俄国人，是决不甘心落在其他欧洲国家之后的，更不会甘心只把愿望停留在纸上，他们正在加紧行动。

19世纪末，设在彼得堡的俄国考古学会东方学部就曾根据东方学家奥尔登堡的报告，请求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探访新疆一带的古迹，获得了重要的线索。1898年，由民族学家克莱门兹领导的考察队在吐鲁蕃进行了系统发掘，盗获更为可观。

于是，奥尔登堡上奏沙皇，提议另外组队做更全面的考察。

189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俄国人报告了他们在中国的发现，会上决定筹创研究中亚的国际组织“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三年之后，在汉堡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组织正式成立，并将它的总部设在了彼得堡，称为“俄国中央委员会”，由俄国学者拉德罗夫和奥尔登堡负责组建。当代俄罗斯汉学家孟列夫说：“由此可见当时全欧洲研究中亚的工作是由俄国的科学家所领导的。”

他的话并没有夸大。在得悉了斯坦因、伯希和在莫高窟的劫获后，奥尔登堡立即着手组织一个“俄国新疆考察队”，并获得了沙俄政府十万卢布的资助。1914年，当由他率领的这个包括画家兼摄影师杜丁、工程师兼地形测绘员斯米尔诺夫、画家宾肯贝格、民族学家罗姆贝格及十名辅助人员的考察队刚抵达敦煌时，就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关注，正第三次来中国觅宝而半年前刚离开敦煌的斯坦因就在游记中这样写道：

大约在六个月之后，我远在吐鲁蕃得知在俄罗斯皇家科学院主办下，奥尔登堡率领他的得力的助手、艺术家和技术人员到了千佛洞，此行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圣地现存的绘画和雕塑，作一次彻底的研究和复制。在这位杰出的学者领导下所收集的材料，对于研究中国艺术和佛教肖像画的学者，肯定会具有特殊的价值。

要知道，能得到斯坦因如此推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对不少考古学家的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都嗤之以鼻。而伯希和也在后来对俄国人的收获给予了高度评价。

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奥尔登堡，是近代俄国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之一，早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梵——波斯语专业，在名师指导下从事梵文和佛教史研究。在二十出头时，他即用俄、法、德三种文字发表了论文，1903年40岁时成为沙俄科学院的院士，并从次年开始担任科学院常务秘书，主持科学院的日常事务多年。在俄国对中国的一系列考察活动中，他都是积极的支持者和策划者，在1906年到1909年间，他便率领俄国考察队在新疆地区探寻古代遗存，盗得了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料。他头脑明晰，富有条理，讲究工作的科学性。临来中国之前，他曾系统地从中国文献中收集了有关地区的大量史料，并要求他的成员有良好的素质、细致的作风，因此他的调查比较全面，而劫获当然也更加彻底。

奥尔登堡坚持着他一贯的作风，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队员按照各自的特长分头进行活动，奥尔登堡对每天的进展都作了总结记录，并向彼得堡的学会不间断地作了汇报。这时藏经洞的遗书已经所剩无几，但遗书在运往北京途中，除王道士藏匿了部分外，又由于押运者的玩忽职守，致使许多卷了流散民间。奥尔登堡就让队员四处收买，连每一张断纸残片也不放弃。在长时间的驻扎过程中，他们从敦煌地区的居民手中，又搜罗到了数以万计的藏经洞遗物。当严冬到来时，其他队员返回俄国去了，而奥尔登堡和罗姆贝格则一直坚持到第二年的二月考察彻底结束后才离开。

俄国新疆考察队对莫高窟考察的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在敦煌期间，他们编写了莫高窟全部石窟的叙录并编绘了各洞窟的平面图，拍摄了三千余张照片，对一些壁画进行了临摹，还对石窟沙石进行了样品采掘。另外就是带走了大量的文物。

回到彼得堡后，像伯希和一样，奥尔登堡也将所有的文物分成了两部分：把艺术品交付冬宫博物馆收藏，它们包括佛幡66面，纸本佛面43幅，绢本佛画137幅，壁画零片14件，大小塑像64座，纺织片残片58件，写本8件及文物临摹图与照片约2000幅；所得文书则交付亚洲博物馆收藏，它们包括约400件完整的写卷和约15000件写本残片。

斯坦因与伯希和在获取敦煌文物后，很快向世人炫耀了自己的“辉煌成就”；桔瑞超回国后，也将所获得的部分敦煌遗书编成目录问世。而奥尔登堡在中国的旅行手记及其在敦煌获取的文书，他和他的政府在很长的时期中一直没有彻底公开，以致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学者大都对之一无所知。

1957年11月，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出访苏联，在莫斯科得到消息：列宁格勒——也就是彼得堡藏有一万卷以上的敦煌卷子。在莫斯科的访问一结束，他连夜乘车赶往列宁格勒。这时的亚洲博物馆已改成了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接下来的三天，他都是在参观中国文物和阅读敦煌卷子中度过的。在离开那里的前夜，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续写信给友人唐曙和徐森玉，报告他的所见。信中写道：

我于15日夜车到列宁格勒。这两天，参观了冬宫博物馆，并到东方研究所阅其所藏敦煌卷子（多至万卷！），甚为兴奋！这上万卷的汉文古抄本，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现正在整理中，已经发现了两卷“维摩诘变文”，皆我们所未见者，又看到了“刘知远诸宫调”和黑水城发掘出来的版画“四美人图”，皆是久欲见之、今始偿愿者……

今天上午，又到了东方研究所，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还要讲演一次（约三小时），讲毕，又要吃午饭。所以，下午便只能看二小时左右了。急急忙忙地看，又看了二百卷左右，都是他们事前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

在两封信里，这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的大藏书家都用到了“惊人”这个字眼，足以见出他的讶然程度，也足以见出这批遗书的价值了。

这天他“目不暇给，手不停钞”地干到了研究所的下班时间，在夜幕中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里。日程安排不允许他呆上更长的时间了。

“只好‘留以有待’”——他在信里写下了当时的心愿。

留以有待。他期待着不久的将来能再来这里，有更充裕的时间，从容地观览，尽情地抄录，带回国内出版，让更多的人看见。

可是这个期待没有来得及实现。就在第二年，当这位爱书如命、令人尊敬的学者怀着期待再次飞往莫斯科时，飞机在中途坠毁了，所有人员无一生还。而等到中国与这批遗书的持有者共同达成希望将遗书全部编集出版的意向时，已是他遇难三十年以后的事了，至于距奥尔登堡将这批遗书据为俄有，更是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

俄国学者斯坦因和伯希和在中国的发现和外流文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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