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风：敦煌文物外流引发日本学术界轰动

2023-08-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报告与展览轰动了日本学术界。日本人是敏捷的。大谷光瑞伯爵，是日本净土宗的精神领袖，当时日本天皇的内弟。视当时中国中亚细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俄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根据种种蛛丝马迹，怀疑他们是日本间谍，曾长时间派人对他们进行了跟踪监视。11月9日拍摄唐经2卷。1912年1月19日昨天农夫拿来了2本唐经，2两2分银子购买了。1月22日一位中国人拿来4件唐经，其中1件是从未见过的良本……

道士的表情和动作，就象贼在搬运赃品似的……

——吉川小一郎《支那旅行记》

1909年5月，在北京从事中国文献典籍买卖的日本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去拜见了伯希和，见到了伯希和携带的敦煌文书。他随即在《燕尘》杂志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报告了伯希和“于甘肃敦煌县石室中获得深藏于该处之经卷古文书类”的信息，并一咏三叹地称伯希和向他展示的数十件劫获物，都是“惊心骇目之贵重品”和“无价之珍品”。

东京和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都立即就此作了隆重的连续报道。

日本的中国学学者对之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在未睹原物的条件下，依据流传的书卷文物照片，就开始了研究工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东京帝国大学史学会举行年会，集中研讨敦煌文物；会上展出了敦煌文物的照片，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系列学术讲演。

他们风闻经过斯坦因和伯希和劫取之后，敦煌还有大批余物留存，而当时一些身居要职的中国学者正奏请朝廷速将余物运送北京，交学部保管。于是京都帝国大学又立即派遣五位专家前往北京考察敦煌文物。他们回国后，又举行了盛大的考察报告会与展览会，印发了《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报告展览会目录》。报告与展览轰动了日本学术界。

日本人是敏捷的。

学者如此。

而探险家们，当然更不会例外。

当时的日本已经有了第一个仿西方的中亚探险队——后来在中西探险史上声名显赫的“大谷探险队”，它是以主持者大谷光瑞而命名的。

大谷光瑞伯爵，是日本净土宗的精神领袖，当时日本天皇的内弟。他年轻时曾在世界各地旅行，二十八岁那年，他回国担任了京都著名寺院西本愿寺二十二世门主。在这之后，他不但自己出马，更派许多弟子到各地，尤其是中亚进行探险，为之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财力，以致西本愿寺金库现业银行严重亏损，负债达七百万日元。至于他组织探险队的真实意图，是纯粹出于地理学上的爱好与佛教上的兴趣，还是背后另有政治上的目的，则至今仍是一个谜。

大谷本人早就到过新疆地区，也曾派遣探险队到过那里。1908年，他又将会说汉语的年轻僧人桔瑞超与寺内秘书野村荣三郎派往新疆。根据本国人的记述，桔瑞超是在十七岁那年被大谷光瑞录用的，原因是他“头脑机警、行为果敢”，还因为他“彬彬有礼”。

然而，根据当时叶尔羌知府的抱怨，桔瑞超却因经常在那里打中国人而引起了公愤。视当时中国中亚细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俄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根据种种蛛丝马迹，怀疑他们是日本间谍，曾长时间派人对他们进行了跟踪监视。

1908年6月，桔瑞超一行出发前往北京，由张家口过戈壁，经陆路至新疆，分头进行发掘活动。第二年夏天在喀什会合，然后来到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大谷光瑞已在那里迎候他们了。

他们把发掘物品组装成十三头牲口驮运的商队，带出了国境。

野村荣三郎经印度回国了，桔瑞超则随大谷光瑞去伦敦，为组织下一次探险作准备。

在这期间，桔瑞超拜访了正在伦敦的斯坦因。

一年后桔瑞超带着他雇用的随从、十八岁的英国少年霍布斯经俄国中亚再次潜入新疆地区。

他先从乌鲁木齐出发对吐鲁蕃一带进行调查发掘。之后他让霍布斯在库车看守他的行李，自己单独前去调查发掘楼兰遗址。

1911年2月，他开始横穿人迹罕至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冒着生命危险走了二十天，有两天因为缺水几乎陷入了绝境。回到库车，他才得知霍布斯因患天花病死了，遗体已被运往喀什。

他赶往喀什，与那里的英国总领事一起就地将霍布斯安葬了。随后他通过西域南道前往和田，计划从这里翻越藏北高原进入甘肃。

和田的中国办事大臣让他循着运输队的路线前进，并说只要他走这条路线，愿意为他提供一切帮助。桔瑞超却恫吓道，对于他们的干预要提出正式抗议。

在前往西藏的途中，为他驮行李的牲口由于高山病的影响全部死亡了。在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后，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革命。

1912年1月，桔瑞超在且末第一次听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消息，想象着前途中也许会遭遇到的重重困难，不禁心情黯然。

在日本的大谷光瑞也是忧心忡忡。桔瑞超离开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他一面致电新疆各地查询，一面决定派另一位叫吉川小一郎的弟子去中国寻找桔瑞超。

目标——敦煌。

吉川小一郎从京都出发，由上海入境，经武汉、郑州、西安、兰州前往敦煌。他在途中就已看到了从敦煌流散出来的写经，根据他的自叙，他在西安，从当地的电报局长那里看到了一件唐代经卷，于是就“赠他刺绣品一块、罐头四个、茶叶一筒，经过努力得到了这个经卷”。

两天后他又从别的地方“好不容易争取到了有三藏法师题名的唐经”。

10月10日，他抵达莫高窟的当天，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王道士，直言不讳地提出想得到唐经，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如释重负地写道：“经过长时间的商谈，终于达到了目的。”

吉川小一郎就在这里等待桔瑞超的到来。在等待期间，他几乎一天都没闲着，他一边向当地居民收购敦煌文物，一边不断与王道士周旋。下面是他在敦煌期间的日记片断：

1911年

10月14日夜，从缠头的“阿弥陀洪”那里得到唐经1卷。

10月16日　到（千佛）洞内，得到经文断片。

10月19—22日　这几天粗略看完千佛洞。

10月23日　早上到洞窟详细考察，从诸像中选了最精美，又无什么损伤的两尊，与道士交涉后，购买收入行李。

10月25日　千佛洞的道士来了，给了他11两白银，作前几天得到唐经的谢意。

11月9日　拍摄唐经2卷。

12月23日　千佛洞道士来，说是为募集修理洞窟资金到肃州去了，似乎因处乱世从衙门没有得到经费，因此想把所藏唐经卖掉。这次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我看他拿来的这些不好，要他把精品拿来……

1912年

1月19日　昨天农夫拿来了2本唐经，2两2分银子购买了。

1月22日　一位中国人拿来4件唐经，其中1件是从未见过的良本……遂以5两买到4件。

除此之外，王道士还拿来过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经卷，但吉川小一郎鉴定不了，于是写道：“期待桔氏早日到来。”

在到敦煌之前，吉川小一郎写信给敦煌官员打听桔瑞超的下落，这封信在传递途中恰好被桔瑞超本人看到了，在荒漠的野外孤身颠簸了一年多的桔瑞超欣喜若狂，他扔掉了帐篷及其他的杂具，日夜兼程赶赴敦煌。

1月26日中午，一个一身突厥人打扮的人闯进了吉川的临时住所，他满是尘土，蓬发垢面。吉川小一郎先是一愣，接着就回过神来：

“是桔君，一定是桔君！”

他们沉浸在重逢的激动之中。

在谈起各自的收获时他们表现出了更大的兴奋。他们找王道士，对他展开了更凌厉的攻势。1月31日晚上9点，王道士按约定的计划，送去40余件唐经，他们犹不满足，问王道士还有没有，王便又拿出了340余件。看着王道士鬼鬼祟祟的样子，吉川小一郎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妙语：

——道士的表情和动作，就像贼在搬运赃品似的。

不错，王道士不仅仅是“像”，而确确实实是在偷运赃品。三年前清政府学部电令甘肃当局将全部遗书解运至京，但敦煌县府却把学部作为补偿的六千两银子的绝大部分都克扣了下来，于是道士也就未将卷子全部上交。现在他拿出来的正是他私藏品中的一部分。他明白自己的行为是不能让官府知道的，所以才要这样提心吊胆。与他相比，这位日本人的态度，真是洒脱到了满不在乎的地步。也许他认定自己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也许他是认为即使干了中国官府所不允许的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的身后，是日本帝国。

总之，他看着王道士的模样，直感到可笑。

让我们耐着心再翻翻吉川小一郎接下来几天的日记：

2月1日　我们赴道士室看柜子里收藏的经。有好多唐经，与道士交涉，得到唐经169件，装在马背上，下午3时20分离开千佛洞。

2月2日　下午4时千佛洞道士来。终于用300两买下了这169卷唐经。今天先交付100两，约定等拿来更好的经卷时再交付其余200两。

2月3日　晚7时道士拿来200件经卷。好象故意夹进了假的，因此，一直干到半夜才分出上、中、下三类。房东很狡猾，拿出1件唐经，说是值150两。我说给3两作为附加也带回去。

2月4日　晚上道士来访。道士孤独无援，起初强硬提出300两少1钱都不行，最后还是以50两成交。

两天后他们终于离开了敦煌县城，他们的行李中已经有了敦煌遗书约500件，还有一批绘画、雕塑、染织、刺绣等艺术品300余件。

两个月后，桔瑞超从乌鲁木齐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吉川小一郎则在新疆、甘肃、内蒙一带又活动了两年多的时间。当他回到日本神户时，运回了大谷探险队所获中国出土文物中的大部分，这些文物共40箱，重达4吨。

根据资料统计，大谷探险队是来中国探险人数最多、时间最长、足迹所到最广的队。他们在中国获得的文物被称为大谷发掘品与大谷收集品，成为本世纪前后各国中亚新疆探险活动中数量最大的发掘收集品之一。

但是，对于他们在敦煌的劫获，日本人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一部表彰日本潜行西域的探险家们的著作这样写道：早在以桔瑞超为首的第二次、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来中亚之前，“作为大谷探险队的第一批成员，并于1902年9月8日由大谷光瑞派往塔什库尔干的是渡边哲信和掘进雄。他们经过莎车、和田，然后返回斯坦因和格林韦德尔曾访问过的库车，于12月份成功地横穿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是日本人首次从和田横穿沙漠到达阿克苏。如果这时不是绕道敦煌的话，就会提前两年与王道士相见而发现千佛洞的秘密。但遗憾的是斯坦因于1907年、伯希和于1908年在世界上刊布了敦煌文书”。

这样可艳羡的优先权竟失之交臂，难怪他们要为之深深抱憾了。

深深抱憾的还有桔瑞超。尽管他回日本之后，顷刻之间名满天下，既出版了多种有关西域探险与敦煌文书的著作，又被各地邀去演讲，但一想起他的前驱斯坦因来，他心底就会涌起一种“小巫见大巫”的自卑。他在《西域探险》的回忆录中，提到斯坦因在敦煌的赫然战绩后接着写道：“我也搜集带回了斯坦因博士所剩下的及寺僧等藏匿下来的部分经卷。敦煌自古就是佛教兴盛之处，尤其是千佛洞内的佛像雕刻及壁画等，自不待言都是佛教东渐史上最为重要的材料，我虽打算在那里停留更长的时间，试图与吉川君一同收集古物或发掘古寺、古城址，无奈因为时间不允许而没有能够获得预想的研究资料，实在太遗憾了。”

太遗憾的，又岂止日本人……

昨夜西风：敦煌文物外流引发日本学术界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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