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风：法国人的敦煌考察与文物外流

我在浏览了全部的卷子后，把它们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精品，那是不惜任何代价也一定要得到的……

——伯希和致塞纳信

英、日、德、俄以及瑞典等国的探险队，在中国边疆地区展开了文物劫夺竞赛，得手者的瘾头越来越大，一来再来；而还未下手的也都眼红心痒，欲火难捺。法国一位老资格的东方学家向他的同行呼吁：假如法国坐失良机，那将有损我们的光荣传统。

于是，在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法兰西科学院以及法国政府公共教育部、法国自然史博物馆、法国地理学会等的资助下，一支由三人组成的远征队很快被派往中国。

这支远征队的领导人，是一位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保罗·伯希和。

伯希和有一个宽阔的额头和一双炯炯有神、充满了睿智和狡黠的眼睛。和斯坦因一样，他有着旺盛的精力和坚定的意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顾性命，有过多次冒险经历。

他还非常骄傲自负，好出风头——他有这个资本，天赋过人，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位同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当伯希和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全部内容就留在了这个地方。”除欧洲主要语言外，他还熟悉梵语、藏语、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回鹘语、粟特语、吐火罗语、龟兹语、西夏语、安南语等十多种东方语言，而尤精汉语，二十二岁那年就已成为设在殖民地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教授，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天才和二十世纪最大的中国学家。在他死后，他的西方同行评价说，“在最广义上的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他都是无与伦比的大师”，“他对用任何语言写成的关于中国学研究的几乎任何方面的文献都了如指掌，当他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包括整个中亚细亚的程度时，他的知识库变得更为巨大，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个知识库，他那广博的知识面使他能够从许多资料源中提取可比较的材料”，“在所有中国学研究领域——文献学、语言学、考据学、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史、宗教史等——都是第一流的学者”。

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与他的两个助手——一个是负责测绘地图、辅助他进行自然史和地理学研究的军医官路易斯·瓦扬，另一个是担任测量员和摄影师的查尔斯·努埃特一起离开巴黎，经由莫斯科和奥伦堡，十天后抵达塔什干，于8月底来到了喀什。

伯希和既对中国的国情有相当的了解，又能说一口纯熟地道的北京话，因此一路上总是要比其他的西方旅行者更占便宜。在喀什，他们下榻于俄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其间他对当地官员进行了外交和官场礼节上的拜访，以便在需要时获得关照和帮助，据瓦扬的回忆，“这些高级官员听到了伯希和说的流利和漂亮的中国话，看到他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无不大吃一惊”，对他如此熟悉中国的礼节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伯希和向喀什地方官员提出：希望能设法给他们搞一座圆顶帐篷带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俄国领事，领事哈哈大笑，说他们野心太大了，他向法国人保证：“在这里根本弄不到帐篷，即使他们能找到一座的话，那起码也得半年的时间。”

但令俄国人吃惊的是，只过了一星期，帐篷就送上了门。伯希和让助手立即把它搭在领事馆的院子中央，叫他们就住在那里。

他们在喀什和库车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文物，尔后他们北上乌鲁木齐，准备越过沙漠前往敦煌。这时他们还不知道六个月前斯坦因在那里的重大收获，因此他们的计划只是想去那里进行拍照和研究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

在乌鲁木齐，他们听到敦煌发现了一个藏有古代手稿的书库的传闻。而当伯希和和去拜访伊犁将军长庚和以前在北京相识的因支持义和团运动而被流放到这里的光绪皇帝的表弟载澜时，都见到了源出敦煌的卷子，其中一卷刚打开，伯希和就认出这是公元八世纪前的唐代写本。

内行而老到的伯希和当然不必等别人来告诉他这种卷子的价值，就立刻率队日夜兼程赶赴敦煌。当到达吐鲁蕃时，他对西域史上至关重要的吐鲁番文书也顾不上调查，这也足以见出他对敦煌文书的关切程度了。

1908年2月，法国人来到了莫高窟。

藏经洞锁着门。他们在市镇上找到了王道士，伯希和那标准的汉语和高明的外交家手腕，使道士很快消除了疑虑和戒心，他说钥匙放在了敦煌县城。

伯希和只好等待。这时他才知道斯坦因已经参观过了这个秘密洞窟。他了解那位异国同行的手段，又考虑到这个洞窟从被发现至今已经八年，藏品想来一定有限，也就不抱太大希望，而把精力集中到了石窟的考察上。

他们把石窟全部编了号，伯希和开始对洞窟逐个进行登记，并将每个洞窟四壁所有的题识及刻划字迹都移录下来，就有关问题作了考证，并指导努埃特对石窟进行了系统的拍摄工作。这是对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全方位考察。从1920年到1926年，这些照片被编为《敦煌石窟》，分六册陆续出版。从1981年起，伯希和所作笔记手稿亦由法兰西学院编入《伯希和探险队档案》分六册出版。由于后来一些石窟受到破坏，因此伯希和的图集和笔记在敦粕学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但伯希和对石窟艺术的考察是分两次进行的——在那期间他的工作曾经因为一件更吸引他的事而中断了，那就是：王道士从敦煌县城回来了。

王打开了木门，这一次要比上次接待斯坦因时更加直接了当，他允许伯希和自己进入藏经洞去。

“我简直惊得呆若木鸡！”伯希和后来回忆说。

这是一个文书的仓库，据他估计，这里的卷子大约在一万五千到两万之间，要细看是不可能的。但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立即暂停石窟考察，腾出手来将这里所有的卷子全部翻检一遍，哪怕是粗略的检查也好。“至少我必须打开每一件，认识一下它的性质，同时看一看它是否提供了任何新的东西。”

就在这个斯坦因认定“在这里任何事情都不能考察”的洞窟里，站在被斯坦因搬走文书后空出来的一块地方，借着一支蜡烛的微光，伯希和开始了他工作量为每天一千件的写卷调查。

努埃特摄下了伯希和的工作照，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身穿灯芯绒的伯希和低头蜷缩在左下角，借着烛光，聚精会神地正盯着一卷摊开的文书，而在他的近旁及上方则堆满了层层迭迭的卷子。

这一天是1908年3月3日。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伯希和写道：

今天是节日！我一连十个小时都蹲在贮藏文书的洞窟当中，这个洞窟十尺见方，三面墙壁上堆满了如山的文书，不放在地上就挪不出来。一天下来我已疲惫不堪，但却没有一丝后悔。

沉浸在节日般喜悦中的并不止这一天。据瓦扬的回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伯希和的外套里常常塞满了他最看重的写本，“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有一天晚上，他给我们看的是一份圣约翰斯托里福音；另一次，他拿来一份有八百年历史的描写一个奇异小湖的文稿，该湖位于敦煌之南的很高的沙丘上。再一次是一份有关这个寺院的帐目”。

伯希和的毅力与能力都是超人的。

他的毅力，使他在阴暗狭窄的藏经洞里连续高效率地干了二十多天，把所有的遗书包括每张纸片全部翻检殆尽并一一作了登记。他极为自信地声称：“洞中卷本未经我过目而弃置的，我敢说已绝对没有了。”（二十多年后，在看到中国影印的劫余遗书时，他才后悔自己在两万件卷子中看漏了一件。）

他的能力，使他以一个真正内行的锐利眼光把遗书中最具历史价值的菁华都挑拣了出来。他既能认识大部分卷子所用的文字，清楚地辨识出卷子上的年代记录，又能以深厚的文献功底判明哪些卷子才真正蕴含了其它传世的文籍中所没有提供的信息。就在莫高窟，他把整理遗书的经过结果写成了一份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的长达63页的报告书，寄给了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主席塞纳。几个月后，这份报告书全文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上。同伴瓦扬五体投地地说，人们“简直不明白，在荒野上和远离图书馆的地方，他怎么还能够详细地回忆起某些论据和原文……他的惊人的记忆力，使他无需任何参考资料”。

现在，所有遗书已经被他分为两堆：一堆他称之为“精品”，那是不惜任何代价也一定要得到的；另一堆他称之为“凡品”，他也想要。但要让王道士把所有的藏品出卖干净，显然希望不大，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已在这个地区传开，再说运输也是问题，他决定见机行事。

伯希和与王道士进行了秘密交易，最后以五百两白银成交。

敦煌遗书中质量最高、价值最大的这部分，经过谨慎的包装，被装进一只只箱子。

它们载满了十辆大车。

这次交易是怎样进行的，伯希和一直秘而不宣。只在1909年12月，当他返回巴黎后，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与法国地理学会在巴黎大礼堂为他举行的有两千人参加的隆重欢迎大会上，他才明言：

“好在王道士不识字，所以才做成了这笔交易。”

我们可以想见伯希和那洋洋自得的神气。

其实，王道士是识字的，伯希和的意思不过是说：好在王道士是个蠢货，是个笨蛋。

为什么伯希和会如此顺利呢？

他没有象斯坦因那样经过翻来覆去的解释劝诱，在短时间内就与道士达成了协议；又很容易地获得了直接进入藏经洞检阅全部卷子的特权。

有人说，这是因为道士经过第一次交易，尝了甜头，胆子大了。

有人说，这是因为伯希和那满口京腔，把道士给迷惑住了。

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存在，但事情也许还不止这么简单。

四十年代，新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有关人员在整理王道士的遗物时，从一个柜子里发现了一张当年王写给慈禧却未送出的《催募经款草单》，在这张单子里，他婉转地向慈禧太后催讨她答应给的一万两银子。他先报告了“法国游历学士贝（伯）大人讳希和，又有阴（英）国教育大臣司（斯）大人讳代诺（坦因）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的经过，接着便说“异日覆蒙天恩赐银一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叩恳慈禧早日兑现。

慈禧什么时候说过将赐银一万两给他呢？

且不说慈禧究竟知不知道有藏经洞的发现这回事，事实上，她要真有赏赐，左右大臣一定不敢耽搁拖延，以致让王道士等得上文催讨；而在程序上，赏银也必定要通过甘肃省府与敦煌县府转递，但在甘肃省府和敦煌县府的所有材料中，都没有这个记录。

所以，慈禧将捐赐一万两白银云云，恐怕只是别人传给王道士的一个假消息。

那么，是谁传给道士这个假消息而又使他信以为真的呢？这样做的目的又何在呢？

中国的官方人士是不必也不敢开这个玩笑的。至于一般士绅乃至平民百姓更不必说，就是说了王也不会相信。

有学者推论：算来算去，最有嫌疑的就是伯希和，目的在于使道士对他前来取经的本质有所误解，从而提供方便。

当时已三次到过北京的伯希和对北京的政界与学界都不陌生，在新疆，他也会见过象载澜这样的宗室成员和长庚这样的军政要人，又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要信口吹起他在京城中的关系，假称慈禧将捐赐一万两银子，以暗示或强调他来敦煌取走遗书是官方甚至慈禧允准的，那么身处下层的王道士，是根本想不到辨识真假的。

这个推论不无理由。甘肃当局早已发布过将藏经洞文物就地封存的命令，按常理说，王道士把遗书大量出让给斯坦因与伯希和，正是监守自盗、不可告人的事，然而在这份单子中，他竟毫无隐讳地报告慈禧说，伯希和与斯坦因“请去佛经万卷”。可见他很可能认为他们的作为都是官府甚至慈禧允许的，所以不怕承认此事；又因为慈禧捐赐之意是通过伯希和转达的，所以还要特别提及此事，并把这位后来的“法国游历学士”伯希和的名字放到了那位先来的“英国教育大臣”斯坦因之前。

文物运送结束之后，伯希和回过头去继续他的石窟考察，直到5月27日才离开莫高窟，回到敦煌县城。

第二天，伯希和在敦煌度过了他的三十岁生日。他把这一天全用来写信。在一封封信里，他一遍遍复述着在莫高窟的经历，心中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得意。他很自然地想起了孔子的名言“三十而立”，而自己此刻正立在敦煌，并将凭借敦煌文物更稳固地立足于世界，更加觉得这个在异国度过的生日具有特别的意义。

是的，他已经为自己的一生奠定了辉煌的基础，敦煌之行对他更是锦上添花，使他的赫赫盛名经久不衰。除一系列的学术荣誉外，他在敦煌与新疆地区所掠得的文物及研究资料，数十年来直到现在，还在以《伯希和考察队丛刊》和《伯希和考察队考古学丛刊》的名义陆续出版。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法国还举办了大型纪念活动，并展出了他在中国的猎物。

三个月后，伯希和的助手带着大部分文物，从天津上船离开了中国。

伯希和诈掠去的藏经洞文物，除遗书外，还有220余幅图画、21尊木雕以及丝绸和其他纺织品的残片。回到法国，所有敦煌遗书都藏进了巴黎国立图书馆，艺术品则送往了卢浮宫，作了一次专门的展出。四十年代，当法国国立博物馆的艺术部在吉美博物馆中建立时，全部收藏品又移到了那里。

送走同伴与文物，伯希和来到北京，对遗书的发现不置一辞。年底他到河内，他在那里获悉，他的所有物品已经安全抵达巴黎。

1909年夏天，伯希和从河内再次来中国，为法国学术机关采购中文图书，同时怀着炫耀的期望，随身带来了一些他留在手头的敦煌卷子。

他到南京拜会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的盟主、时任两江总督的金石学家端方，向他通报了敦煌发现藏经并已攫获部分回国的经过，并向端方出示了实物。

端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古书他见得多了，但那充其量也就是宋版，而现在他看到的，则都是从六朝到唐代的古色苍然的珍贵写本。这样的国宝已经不再属归中国所有了。他先是惊叹，继以扼腕，最后向伯希和请求，能不能得到他的允许而由中国买回一部分。

伯希和彬彬有礼地拒绝：这是不必要的，卷子在莫高窟还有。

随后他到北京，住在苏州胡同寓所，又向来访的熟人展示了他携带的卷子。著名学者罗振玉等相继赶来观摩。消息传开，朝野震惊，当知道敦煌藏经洞还没有被淘尽后，罗振玉以他兼职的清政府学部的名义，电令甘肃当局查封石室遗书，并将遗书从速解送京师。

来伯希和住所的人络绎不绝。当有人问他运走的敦煌文物共有多少时，伯希和微笑着回答：

“也就只装了十大车。我不想超过这个数，那就太‘伤廉’了。”

“伤廉”，也就是损害廉洁，语出《孟子·离娄》：“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意思是说，看见东西，你可以拿，可以不拿，而拿了就损害廉洁了。

伯希和不愧是博通中国古典的西方人，对中国古籍中的典故表现出了一般西方人所不具备的稔熟，能够运用自如，出语文雅。

然而伯希和又毕竟是生长在现代西方世界的中国通，在以中国古典联系实际时表现出了一般中国士子所不具备的“创造性”，他把孟子“伤廉”的标准大大发展了，在自言取了十大车的同时，还能泰然自若地将自己打扮成“无取”廉洁或无伤大廉的正人君子。

为了了解敦煌遗书发现与留存的详细情形，北京的学术名流们在六国大饭店为伯希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伯希和也承认这是“以德报怨”。会上大家希望他将遗书按照原来大小拍成照片寄回中国，至于所需费用，概由中国负责筹集。

伯希和致词说：我奉国家派遣，主要是来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获得这批遗书，不过事出偶然，如今遗书虽然已属法国政府所有，不过学问乃天下之公器，你们想要拍照或者抄录，自然可以照办。

这个允诺部分地实现了。罗振玉拍下了伯希和带来的遗书的照片，并据此写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编印了《敦煌石室遗书》。

作为敦煌所在地和拥用者的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就这样在介绍、影印已经归属于外国人的资料中，开始了可怜的起步。

在北京，到过伯希和住所、亲见了他带来的敦煌遗书并为之震惊的，除了中国人外，还有一个日本人……